臺灣史上首度民意調查與選舉預測

兼述調查法與非科學方法的比較

選舉預測1980-2008 2012總統選舉 2008總統選舉 2004總統選舉 7535決定台灣選舉 1983分水嶺 事實V.S.左右 生活統計

選情預測是最吸引人們興趣的民意調查。選情預測可以刺激選民關心選舉活動、參與表達政治意見，協助民主政治進步，也可以協助候選人了解自己在選民心中的份量，預謀攻守、進退的策略。

選情預測在歐美發達的情況，此處無庸贅言。而我國的發展史上，民國七十二年的增額立法委員選舉，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象徵臺灣民主化工程的開始，因為：

首度開放大規模的中央民意代表改選。

首度有強力具反對政黨性質的組織（黨外中央後援會）加入競爭。

本文作者觀察到時代的變遷，也思考以新方法反映民意走向，便向聯合報建議以「電腦統計、民意調查」探索輿情、預測選舉。經過多年爭取，終於獲得支持，在1983年創辦了臺灣史上首度大規模的全國性民意調查與選情預測。

當年臺北市選區共有8個應選名額（含1婦女保障名額），當時國民黨與「黨外」長期得票率約為：2/3比1/3。預期國民黨席位是5.3席，而黨外是2.7席。

如果平均分配，國民黨所獲席位是5席，但當時國民黨有獨占資源的優勢，只要不分散票源，提名6席是最佳且可保障全體獲勝的策略。

然而，當時又剛好是蔣經國推動開放政策，「吹臺青」時代的開始，國民黨臺北市操盤者，打算在傳統提名政策之餘，也增加「形象牌」。而在參選者眾之下，大膽提名7人：蔡辰洲、高忠信、洪文棟、李志鵬、紀政 ，與形象新人：簡又新、林鈺祥。這個名單並不被政壇看好，認為分散票源，反而給對手可乘之機。而其他具有實力的競爭者非常多，包括：黨外的康寧祥、黃天福（黃信介之弟）、江鵬堅、楊祖珺（時為林正杰之妻）、與脫黨的雷渝齊等。

當競選活動進入尾聲時，各個政治團體與各位政治觀察家們，對於選舉的結果有三項共同的預測：
(1) 蔡辰洲獨占鰲頭，其他非形象牌穩定。
(2) 康寧祥坐二望一、是黨外最有競爭力者。黃天福居中。
(3) 簡又新、林鈺祥、江鵬堅吊車尾，林鈺祥、江鵬堅至少1人可能落選。

本文作者在投票日前夕，創辦的調查預測（吳統雄1-983u），也獲致三項看法：

(1) 簡又新、林鈺祥（與洪文棟）無分軒輊，將為第一級候選人。
(2) 蔡辰洲僅能居於入選民單中間。
(3) 康寧祥位於獲選臨界點附近，與多名候選人苦戰，有落後的可能。

這項報告提出後，由於和政治觀察家的看法出入太大，投票日前夕，乃至投票日當天，看到這項報告的人，大多對報告抱持懷疑的態度。

最後選舉結果揭曉，入選者得票排名順序是：簡又新、林鈺祥、洪文棟、蔡辰洲、李志鵬、高忠信、紀政、江鵬堅。康寧祥落選。

第二天，中國時報的頭題是臺北市「大爆冷門」，稱為跑出不可思議的「Seven Up」黑馬選舉結果。

同一天，聯合報的標題則是「本報預測台北市得票架構，與實際情形幾乎完全相同」。

在我推動調查法作為選情預測之前，並非沒有其他的方法。譬如：

國民黨的組織動員、沙盤布局法。

蔡辰洲的金融動員法。

當時黨外的檳榔攤樁腳法。

媒體的野臺估人頭法。

政論家的政治觀察法。

這些傳統方法並非完全沒有預測力，甚至有些久任其事的人還推導出「動員參數」，但它們在程序上都不是科學方法，也不容易長期的推論。

從這個例子看起來，在劇烈變動的時刻，科學調查方法的預測力，確實比傳統方法更來得穩定、周全、精確一些。

不過，選情預測在我國仍有兩項阻礙，第一是政治制度的阻礙，歐美常採小選區制，每一選舉區通常只有兩位候選人競選，等於在二元資料的條件下抽樣研究，樣本可以較少，預測力反而較準。但我國是大選區制，許多候選人同時競選許多名額，不僅樣本需要龐大，研究設計與統計推算也格外繁索困難，預測力也比較容易低落。

第二是心理和法律上的阻礙。當時，我國國情保守，許多人認為選情調查新奇刺激，如果在大眾媒介上刊布出來會誘導選情，因此不贊成在投票揭曉以前透露調查結果。這種心理障礙，只有等待民眾慢慢認識選情調查，習慣於接受調查之後，阻礙的結才能逐漸解開。

但等到民智開放，民意調查流行，政黨將民調列入提名依據後，選情調查又變成商品、政爭工具、甚至公害後，法律又對選情調查作了很多限制。

當前的選情預測，和我當年第一次推動時，其實還有許多相同的本質問題，請參考我當時寫的「是事實，沒有「左右」！」

是事實，沒有「左右」！

我賭贏了三位主任

短評蔣經國

根據本文記錄的背景與更長的歷史觀察，蔣經國應對臺灣的建設與發展，有正面、有效、與長期的貢獻。

然而，他的效率有可能是建築在他仍保有威權優勢、實行強人政治、有准皇帝的權力。

即使蔣經國治國成績不錯，如果有人提議：我們再給未來政治人物等同蔣經國的權力，我一定要盡全力反對。

因為歷史知識告訴我們：遇到好皇帝是異數，機率在百分之5、甚至百分之1以下，笨皇帝、惡皇帝才是常態。

絕對要拒絕皇帝有2大原因：

第一、人性。

蔣經國晚年放逐兒子、軍頭、權臣，儼然自宮的決策，實在是非常特殊的覺醒行為。以當時的環境而言，除了他本人，沒有任何他人可以促成這些作為。

真正常見的人性是，當權者宣稱他對：妻兒、親信所做的種種非法行為「都不知情」。

第二、朝中有老虎，一定滿街有狐狸。

威權之下必有爪牙，難免白色恐怖，發生如「自覺運動、統中會」等莫名其妙、可恨可憾的冤案。

即使這種冤案不是蔣經國本人主導，甚至或許他本人還很寬容，都不能否認他養成特務機關的事實，必須負最後的責任。

如果一個基本上被肯定為清廉的強人都如此，換一個貪腐的強人，若沒有外在強力制約的力量，會作出什麼？想之都令人不寒而慄！

****

進一步深思人類行為中：決策方法與組織成長的關係。

我早已發現，大眾決策方法（如選舉）的結果經常是平庸的、反創新的，但，通常也不會闖大禍。（經常、通常，表示還是有例外，譬如希特勒的崛起。）

而菁英決策（很少人、甚至一個人）有可能產生躍進的、革命性的成果。但，一敗塗地的會很多。

所以，對天賦的、大型的組織，如國家、各級政府，從「防弊」而言，也許大眾決策是比較安全的方法。

而對自願的、有限範圍的組織，菁英決策或許在「興利」上較有機會。只是「菁英階層」到底應該多大？這才是未來須要理論建構、並加個案分析的問題。

有趣的就是學術、教育組織的決策模式應該為何？知識是可以靠投票確認的嗎？不論就歷史事實，或是Kuhn觀察到「革命性的科學只是個小社群」，真正的學術追求團體，可能是個小組織；但近代學術機構商業化、研究職業化，實體組織愈來愈大；再加上「受教育」又有天賦人權的性質，使得思考更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