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窟雙屍案始末

張韻淑到底冤不冤?1982年,我在調查這個案子的時候,所有官方文獻,其實都引導向一個情境結論。

但我還是指出了2個陰霾:第一、粗糙、矛盾的偵查與審判過程;第二、張韻淑在被釋前幾小時的突然自白。

那時,我只是研究,本身沒有任何司法經驗。2000年後,我開始接觸司法實務,才親身見過偽造筆錄的檢察官、對客觀證據顛倒黑白的法官。

多年前,有人拿蘇建和案請願書請我簽名,被我婉拒了。我想;那麼多法官,不會搞錯吧?

等到我見識過司法真面目,我趕緊再拿蘇案的卷宗來看,才發現有些法官,真的是不看證據,而是以成見判案的。這些法官並不是搞錯,而是不敬業、或是沒有基本邏輯能力。

黃世銘總長上任後的「正己」行動與效應,足見司法界中確有積弊。幸而,也還存在自清的力量,也還有希望!

張案中,法院到底有沒有向軍方查詢黃焜平底細?如果沒有公布原始函文與回復,疑點永遠存在。

1980年代,我作的結論是「我們最理想的態度,應該是聽憑法院的判斷。」

現在,我作的結論則是「我們最理想的態度,應該是檢驗法院判斷所提出的證據。」

〈聯合月刊〉No. 8: 51-9, 1982

是事實?還是夢囈

黃衣女郎和一個粗壯的男人,踏上了日式客廳的玄關。男人的右頰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

女傭阿娥替客人斟上了兩杯茶,一個三歲的伶俐小男孩從房間裏跑了出來,他向黃衣女郎搖著肥嫩的小手,口裏喊著:「阿姨!阿姨!」

黃衣女郎憐愛地彎下腰說:「侖侖,乖!」便把小男孩抱了起來,坐在她的膝蓋上。接著,她抬起頭來,對著女傭說:

「阿娥,我有六兩黃金放在姐夫家,現在要拿回去。」

阿娥答道:「那恐怕要等太太回來再說吧!」

臉上有刀疤的男人,現出一股不耐煩的神情,猛地站起身來,一言不發地逕自走入客廳右面的主臥房裏去。

阿娥大喊一聲:「喂!幹什麼!」追著趕了過去。黃衣女郎也站起來跟了進去。

男人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了一把摺刀,旁若無人地開始撬著壁櫥的門。

阿娥手一叉腰說:「喂!你再撬,我就要喊叫了!」

男人頭也不回的說:「你叫?我就要你的命!」手上還是不停的撬。

阿娥一慌,上前用雙手扯住男人的左臂。男人轉過身來,迎著阿娥的鼻子就是一拳,阿娥仰面向後跌。男人臉上的刀疤,因嘴角的怒容而扭動著。

「砰!」阿娥栽倒在地上,鼻孔流出了鮮血。

「哇!」黃衣女郎懷中的小孩大哭了起來。

黃衣女郎急忙把小男孩抱了出來,一直走到房子外面的院子裏。她慌亂地用手揉著小男孩的頭髮,側轉著頭聽著房間裏的動靜,嘴裏卻喃喃地唸著:「侖侖,乖!…乖!不要哭!…」

房間裏傳來沉悶的「碰碰蓬蓬」聲。不到一分鐘,聲音旋即沉寂了。

黃衣女郎連忙把小男孩放在地上,返身又跑進房裏。

阿娥躺在地上。男人已經撬開了壁櫥,若無其事的在翻東西。

黃衣女郎問:「你把阿娥打死了?」

男人答:「沒有死,打暈了。」雙手拖出了一疊衣服,灑了一地。

小男孩這時又跟了進來,黃衣女郎再把小男孩抱起來走到前院,她把眼睛貼上大門上的玻璃窺孔,探視外頭有沒有什麼動靜。

把風的時間,過得特別的慢,黃衣女郎又一次把小男孩放在地上,回到了房裏。男人已經轉到客廳後面的另一間房間裏,撬開了壁櫥,搬出了兩隻箱子在翻東西。黃衣女郎焦躁之間,也走到一口打開的樟木箱子邊,隨手亂翻著,裏面都是衣服。

這時小男孩又進來了,口裏喊著:「我有毛毛衣,不要拿拿!」嘴唇向下一撇,好像又要哭的樣子。

黃衣女郎又把小男孩抱到院子裏放在地上,從大門上的玻璃孔向外觀望,耳中聽見的儘是自己心臟「撲通、撲通」的跳聲。

她再走進了房子,看見男人在扯一段電線。黃衣女郎說:「快一點,快下班了,快一點!…」

男人把阿娥拖到離廳的桌邊,阿娥歪著頭,血水從嘴角流出來,腳尖還偶爾有痙攣性的顫動。

黃衣女郎再回到院子裏,把小男孩抱起來,在院子裡走來走去,不時再向外窺望。她又想把男孩放下,男孩緊摟她的脖子,死也不肯再下來。

黃衣女郎抱著男孩回到房間,只有阿娥靜靜的躺著,脖子上纏著一圈圈深色的電線。

男人從後面走了過來。黃衣女郎說:「東西沒有找到,打死了人怎麼辦?這個小孩認識我。」

男人說:「那就糟了,認識的話,事情就穿了。」頓一頓,他說:「一不做,二不休。」

女郎說:「小孩很可憐,我不管!」她把男孩抱到客廳右面第二間靠書房的房間裏,放到房中的單人床上。她轉身跑回到前院裏。

房裏傳來了侖侖的哭聲。女郎蹲下身去用雙手蒙住耳朵。

侖侖的哭聲停了。

女郎回到客廳,拿起了沙發上的手提包。男人在臥房的床腳邊堆上了一堆報紙和衣服,用打火機點燃。

女郎說:「我先走了,最近不要來我家。」

男人說:「不會來,我會去南部。」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以上這一段情節,到底是真正發生過的故事,還是一段在精神衰竭下的囈語?只有親口講這段情節的「黃衣女郎」曉得。

不是燒屍體,是燒活人

上推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五時。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一百四十三巷發生了火警。有四棟日式的平房被燒燬,一個十九歲的女傭鄭春娥被燒死,一個由她看顧的男童黃其侖失蹤,根據警方推測他可能也被燒死,只是體積小,還埋藏在瓦礫中沒有被發現。

火勢起於鄭春娥被燒死的二十四號,屋主是黃玉春夫婦,當時都在外上班。由於房屋均由竹木磚石建造,蔓延起來很快,雖然十分鐘內就趕來了十二輛消防車灌救,一個小時後把火焰撲滅,但是被焚的四戶均沒有來得及搶救出財物。

次日的報紙多半以三欄到四欄的一般性標題,處理這一則新聞,認為這是一場起因尚未查明的災害,報導的重點,也著重在四戶人家保險的狀況,因為在那一段時期,保險業新興未久,偶有以火險詐財的事件,這也許是新聞可能發展的角度。

不過,報紙也多在文末提到,警方對年輕女傭鄭春娥的死亡,以及男童黃其侖的失蹤頗為懷疑,因為起火的時間,他們不可能在睡覺,如果既不在睡覺,起火時為什麼不能夠逃出來呢?

又過了一天,案情急轉直下,女傭鄭春娥的遺體經過驗屍結果,發現頸部有電線勒纏的痕跡,身上也有多處顯著外傷。男童黃其侖的屍體也被挖出,頸部也有布勒的傷痕。這不是一場普通的火災,而是一樁先勒後焚的謀殺疑案!這個案子立刻躍上了各報的頭條新聞,有一家報紙並命名為「火窟雙屍案」,當時萬萬也料不到這個醒目的標題,竟然哄傳了一十九年,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在幾乎橫貫全版的報紙標題上。

這個案子如此轟動,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在十九年前,社會上的光怪陸離現象不若今天常見,人們彼此的關係也不算太複雜,因此發生磨擦或罪案的情形不是很多。而「火窟雙屍」的受害人經過驗屍後,發現氣管和肺臟中都有黑煙灰,也就是說在生前先被勒昏,再被縱火燒死。這種「活活燒死兩個人」的情形,自然成為極為刺激的新聞焦點。

第二個原因則是這個案件在緝兇時曲折離奇,而後審判時一再變更,風波迭起,不論從事實層面說,或從法律層面說,有人稱之為臺灣的四大刑案之一,可謂庶幾近矣。(另三案是「八德鄉滅門血案」、「琉公圳分屍案」、「吳家元案」;但時至今日,後兩案應該剔出,改為「林義雄家屬案」、「陳文成案」。)

火窟雙屍案發後,警方擬訂三個偵查方向:情殺、仇殺、或財殺。

鄭春娥生前據說曾經遭受過不良少年糾纏,也據說曾經有「男朋友」勸她去職,到一家工廠一起工作。這些都成為警方偵查的重點,而且傳訊了兩個小流氓「大郎」和「一雄」。但是,鄭春娥的親友們都說,她的生活很單純,似乎沒有什麼感情的糾葛。

在「仇殺」方面,戶主黃玉春是公路局主計處的營運處會計課課長,工作環境很穩定,交友也很謹慎,也想不出來有什麼仇家。

黃家的確存有一批黃金、美鈔、銀元,但都逐漸在瓦礫中發掘出來了,只有一筆臺幣五千元遺失不見。鄭春娥身上的金飾,也沒有被人取走,這些似乎都暗示兇手並非為謀財下手。不過,黃金美鈔本該藏在房間中,現在卻在客廳中挖了出來。金飾上都有黃家的暗記,是否兇手曉得這一點,才不敢拿去銷贓呢?

在茫無頭緒之中,只有案發現場隔壁廿二號的女傭王接,給了警方一線希望。她說:「我在下午約四時五十分,未煮飯前,到大門口倚著門柱休息,忽然看見鄰居黃家大門中出來一個女人,穿連身淡黃色洋裝,黑色平底、後腳跟結帶子的皮鞋,短頭髮,年約廿歲,急步向東門市場跑去,右手臂挾著一個報紙包,左手臂上掛了一個玻璃膠皮女用手提包,隔了幾分鐘,就聞到燒焦味。」她又說,她沒有看清楚這個神秘少女的面貌,但是背影很熟悉,好像不只一次去過廿四號。

於是,警方開始尋找「黃衣少女」。

她有來歷不明的五千元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她為什麼受傷? 張韻淑被捕後,全身上下發現七處來歷不明的傷痕,她先說是三輪車碰的,又說是被抓賭傷的,但抓她的刑警否認碰過她。

警方在案發當晚聽了王接的證詞,又訪問了苦主,知道他們有一位內弟婦和王接描述的很像,「她」的外號叫「牛妹」、「小廣東」,又有一個化名叫「張萍」,她是運動健將,與黃家有金錢來往,她的丈夫去年因案入獄一年,最近才出獄。在這段期間,她沉迷於各種賭博,而且曾經出入賭場,欠下了不少賭債。

她的丈夫在黃家存有六兩黃金,她曾在五月間來討取,但是雙方沒有遇到。

於是刑警在十二日凌晨三時趕到了「她」的家,她最先很鎮靜,但是刑警東問西問,四處打量,惹惱了她,便起立關燈逐客。總之,她否認在案發時去過黃家。

到了十二日白天,驗屍結果證明是謀殺,警方便對「她」更有興趣了。

「她」就是張韻淑。

張韻淑本來有三件黃衣服,但是警方查問她的時候,她說沒有黃衣服。後來辦案人員到附近的洗衣店中,查到她送洗的一件黃衣,她才承認有三件黃衣服。

她說在案發當天下午四時半時才午睡起床,五時左右離家。但警方根據她弟弟的供述,推定她是下午三時四十分離家。她說案發時間,她到一位許姓朋友家打牌,事實上,許家的牌局卻在傍晚以後才開始。

警方在張韻淑的身上發現了幾處外傷,經過醫師檢驗後,發現共有七處,左四指、左中指、右足踝有裂傷,右上臂有四道帶痂傷,「也許」是抓傷;左膝蓋下方有兩處瘀腫。張韻淑說,這是被三輪車碰的,後來又說:是被抓賭抓的。

苦主在財務中,僅短少臺幣五千元。而「省合作金庫中和代理處」的記錄,顯示張韻淑帳戶在十四日存入了五千元。張韻淑說,五千元是向她母親借的,但訊問她母親時,卻說錢是女兒給的,變成了彼此矛盾。她的母親又改口說,錢是她向趙太太借來交給女兒的,等到趙太太出面證明並沒有借錢給張太太時,她才又說那是自己的私房錢,當初因為怕說了真話,女兒不還她,才謊說是借來的。

警方又找了別的女人,和張韻淑一起穿上黃衣服,讓證人王接看她們走路的姿態、背影、和側面,結果證人指出張韻淑「很像」那天的「黃衣女郎」。

不過,張韻淑還是一概否認作案,當警方逼急了,她就說:「你們拿證據來!」刑警們就啞口無言了。

的確,上面的證據看似確鑿,但是都屬於「情況證據」,警方還是沒有找到「直接證據」。

由於張韻淑在供詞中曾經承認參與賭博,到了十八號,也許警方為了避免「夜長夢多」,突然以賭博違警的理由,從十九日起裁決把她拘留七天,而由刑警大隊借提五天。

眼看七天的拘留就要滿期了,案情還是很膠著。

而就在廿四日的凌晨,距離張韻淑「走出」刑警大隊只有幾個小時,張韻淑突然間「自白」,承認她就是「火窟雙屍案」的兇手之一,掀起了戲劇性的高峰。

在刑警大隊受訊的日子,根據當時的記錄看起來,的確很疲勞。查案人員不停的問,直到精疲力竭才休息,睡醒了一起身又再問。張韻淑起初答得有板有眼,而且「攻防」有致,但是後來情緒、健康都變得不大好,常常對辦案人員發脾氣,而且飲食不下,經常嘔吐。

到了廿四日的凌晨,一籌莫展的辦案人員全體放棄睡眠,齊集到圓環吃消夜,準備來個通宵達旦,和張韻淑豁上「最後一夜」。

出現一個鬼氣森森的第二證人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民國五十二年張韻淑首度應訊出偵察庭,退庭後滿面自信,伴隨的法警也神色自若。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民國五十七年張韻淑終被改判無期徒刑,退庭後卻仍忍不住淚流滂然,需要法警攙扶,旁觀者也為之悲慼

想不到,這時卻出現了「第二證人」。

第二個證人是兇宅附近的三輪車伕班頭陳復生,他是曠時十五天後突然在「迫在眉睫」的時刻,自動向刑警大隊報案作證的。

陳復生說:「當天我停車在杭州南路一四三巷與信義路七十九巷口電話亭旁,發現廿四號起火,看見一個黃衣女郎由廿四號出來,由我車後從七十九巷往菜市場方面走,她的衣服是淡黃的,身材中等,屁股豐滿,頭髮是短的,左手提黑色手提包,右手提好像牛皮紙袋的樣子,走路速度很快,好像有點慌張。」這個說法和王接的證詞太像了,警方立刻為之一振,而且陳復生還畫了一張圖,詳細說明「黃衣女郎」當時行動的經過。

更重要的一點是,證人王接始終只能說張韻淑「很像」黃衣女郎;但是陳復生卻在看過張韻淑後,能夠一口咬定說:「她就是『黃衣女郎』!」

根據當時的筆錄說,刑警們給張韻淑吃了一碗「及第粥」,又給了她一盤水果,她吃飽了,精神開始好轉。警方於是把最新的發展告訴她,並且開導她。

根據記錄,張韻淑突然決定「說出一切」,而且指定找一個廣東籍的馮課長來記錄。張韻淑雖然是桃園的客家人,但幼年在廣東住過,對廣東人比較有感情。

張韻淑所說的一段話,就是本文第一節的內容,情節完全根據她的自白書,一點也沒有更動。

這段話中「臉頰上有刀疤」的男人,張韻淑最初用廣東話也沒有說清楚,最先以為他叫「小王」,後來又以為是姓「黃」,又說姓「汪」,最後才說他的姓名叫「黃焜平」。她後來又補充,名字可能不對,姓則不會錯。

張韻淑說,五十年夏天,丈夫還在獄中,她常去北市「水源地」游泳,有一天在「自由亭茶室」,看見一個男人會講廣東話,於是她也用廣東話和他攀談,此人就是黃焜平。相識後,兩人常去游泳,也更見熟稔。同年九月,因為賭債高築,急需週轉,於是向黃試探調一張支票,想不到黃一口答應,而且既不要利息,也不要支票抵押,只說有錢時再還。後來,又向他借了一筆錢。

到了五十一年,她又和黃在南昌街一家冰店坐,黃焜平說最近經濟情形不好,要她還錢。後來,兩人又在冰店坐過幾次,都談到還債問題。但是張韻淑當時債務太多,東挪西借,根本無法還他,黃焜平還追到家裏來,只好在門口打發他,說近日一定還。

十一時下午三時半,張韻淑約黃在國都戲院冰店見面,說今天仍然不能還;黃則逼張韻淑一定要還,被逼得沒辦法之下,才想起到姐夫家,討回丈夫所存的六兩黃金,接著,就鑄下了大錯。

就在張韻淑「自白」的次日,她的母親就在二十五日上午趕到臺北地檢處,按鈴控告刑警大隊在偵訊期間,曾經刑求,但這個命案的專案小組發言人林永鴻,立刻加以否認。

廿七日檢察官范秉閣首度提訊張韻淑。值得注意的是,到那一天,張韻淑還是沒有翻供。至於刑求的問題,檢察官請法醫檢察,並沒有看出新傷。

但是檢察官在提訊張韻淑後,只是下令繼續羈押,對新聞界的疑問完全以「還沒有接獲報告」、「不清楚的要繼續偵查」來答復,使得全案又染上了「柳暗花明」之色。而在往後的偵查庭上,張韻淑果然翻供了。

雙屍案復現疲態,一方面固然是檢方如果只持有「自白書」,難以服人。另一方面,是新證人陳復生被問到為什麼拖宕很久才來報案,陳復生表示,當初是因為恐怕出面作證對他不利,但從六月十七日起,連續做了三天的夢,夢見死者鄭春娥帶著黃其侖,要他替她們申冤,所以才決定出來報案。陳復生是唯一態度最肯定的證人,但是他這一篇鬼氣森森的證詞,後來也一直被批評為「鬼話連篇」,進而懷疑他的真實性。

在這個節骨眼上,張韻淑卻突然搬了一塊磚頭砸自己的腳。她在看守所中,寫了一封信,託交一位刑滿的人夾帶出去,企圖串供,結果被抄了出來,成為對張不利的一個旁證。因為檢警方面認為,如果張無罪,實話實說即可,為何要和他人聯合說謊呢?這一段插曲,卻和十年之後「翁媳命案」中的嫌犯張國傑所為完全一致,此其真「偶合」歟!張國傑也是企圖串供而被懷疑。

張韻淑想串供的有兩點:一、要丈夫想辦法駁陳復生的證詞;二、要母親說五千元存款是向趙太太借的,不是張韻淑自己的。

在這種撲朔迷離的情況下,檢察官最後採信這件案子是張韻淑做的,在八月三日偵查終結,依殺人、強盜及公共危險三項罪名,將張韻淑提起公訴。

從寶藍短襖到灰黑大衣

五十二年的除夕,臺北地方法院刑庭推事呂一鳴,在第二法庭宣判張案。張韻淑到庭時,穿著寶藍色短襖,袖口、衣領鑲著黑色絨邊,黑色長褲燙得筆挺,頭髮梳得光潔整齊,嘴唇上還擦著玫瑰紅唇膏。她含笑走入法庭,毫無侷促不安。

推事升庭之後,旁聽人均起身肅立,呂推事緩慢的唸出判決主文:「張韻淑連續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又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一年。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張韻淑聆判後,立即嚎啕大哭,高呼:「我是冤枉的,我沒有罪,為何判我死刑?冤枉啊!」她的母親聽到判決,也大喊一聲:「這是天大的冤枉呀!」立即昏倒在地上,由親友送往臺大醫院急救。

推事是以:案發時間的行蹤、黃宅的失款、被告身上的傷痕、證人的證詞,以及張韻淑審判外的陳述(即自白)來判定刑責的。判決並指出:經過全省戶口調查,找不到「共犯」黃焜平,因此這個案子應該是張一個人所做,提出「黃焜平」,只是一種「嫁禍」之詞而已。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每一次出庭,裝著微笑與期望而來;每一次退庭,流著淚水與失望而去。

五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張韻淑透過辯護律師,向臺灣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二月五日,張韻淑的死刑尚未確定,但因為在火窟雙屍案之前,在賭場中使用兩萬元的空頭支票,違反票據法被判入獄六個月。這六個月是她漫長監期的第一步,也是她官司纏訟的起頭。

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高等法院二審宣判,認為第一審法院指張韻淑一人殺人放火是錯誤的,而採取她自白書所說的情節,認為是兩人共同犯罪,因而將原判撤銷,但依共同連續殺人論處,張韻淑還是被判了死刑。

張韻淑上訴最高法院,被發回高院更審。

五十五年六月三日,高等法院開辯論庭時,突然再起高潮,蒞庭執行職務的檢察官陳慶粹竟對張韻淑作了有利的論告,請求撤銷張的死刑原判。

檢察官代表國家擔任原告角色,向來是對被告作不利的攻擊,因此陳檢察官的這種作法,在司法史上是很罕有的一件事。

但陳檢察官說,依法律規定,檢察官對被告有利及不利的地方均應該注意,所以他的作法只是盡本分而已。他指出張案共有十四個可疑之點,其中主要的三個是:

一、警方扣押張韻淑,採取供詞的作法值得商榷。

二、自白依法不能視為證據。

三、全省找不到「黃焜平」這個人。

五十六年一月二十日,高等法院更審判決,張韻淑穿著深灰色的大衣入庭,

臉上流露出緊張與不安的神情。

結果更審使張韻淑罪上加一,被判了「兩個死刑」,比以前的判決反而又多了一個死刑。

審判長林秉仁說明,這次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理由,是要查明張和黃焜平殺害鄭春娥、黃其侖,是連續殺人,還是具有各別的犯意,法院經過調查後,認為是分別起意,所以判了兩個死刑。

張韻淑一聽,情緒非常激動,除了表示不服外,並破口大罵審判長。

三月六日,檢察官陳慶粹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對被告有利的上訴。

上訴的頭一個理由就是,「共犯」黃焜平查無其人。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纏訟幾年中的張韻淑

艱苦求生又想求死

顯然,最高法院被陳檢察官的信心說服了,二度把張案發回高院更審,要求高院重新詳查黃焜平。

五十七年十月廿九日,高院二次更審判決,張韻淑這次穿著黑色毛衣,手中拎著黑色皮包入庭,臉上十分安詳。但當有人問她有沒有信心的時候,她答道:「沒有信心。」

庭長張祥麟說,經過詳查後,果然找不到共犯黃焜平,因此高院前兩次判決是不對的,應予撤銷;但是庭上仍然採信了第一審的判決,就是認定是張韻淑一人連續殺人,因此,她第四度又被判了死刑。

張韻淑要求准予交保,慢慢再打官司,但庭上說,因為案情重大無法交保,但是可以再提出上訴。張很激動的說:「我已經被關了五年,我不願意上訴了,你們把我槍斃吧!」

在漫長的「求生」歷程中,張韻淑突然似乎又有了「求死」的念頭。五十八年二月,上訴中的張韻淑突然遞了一份狀子給最高法院,要求撤銷上訴。她說:

「長痛不如短痛,讓我死吧!我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壓力!」

但是最高法院在三月還是發回更審,指出人命關天,不可草率從事。十一月廿四日高院重開調查庭,張的律師金品琅說:「一生辦案數千件,從來沒有像這件案子那麼吃力!」

五十九年二月廿六日,高院三度更審判決。張韻淑戴上了一付黑框眼鏡,體態已經發福,穿著綠色大衣,含笑坐在被告席上。

審判長廖維輝和兩位推事一起起立宣讀判決。他們撤銷了高院二度更審的認定,重新同意高院前兩審的觀點,認為張韻淑共同連續殺人,改處無期徒刑。

高院改判的理由,是認為張是受黃焜平所催迫慫恿,本來只是前往黃宅提取存金,雖然苟同殺人放火,但她都沒有親手去做,實屬情有可原,所以減輕了刑責。

張韻淑的親人聽見判決,都顯得輕鬆了很多,但張本人,還是哭著離開了法庭。

這一次判決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法庭用很含蓄的筆法,但很直接的態度,第一次去面對:到底有沒有「黃焜平」?這個模糊的影像是誰?

「黃焜平」究竟是何許人?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有沒有黃焜平?刑案兩造各執一詞。

最後法庭認為,有「黃焜平」,不過這是一個化名,而且他在案發後很快就離開臺灣了。

張韻淑在刑警隊以及在第一次調查庭上,都曾經詳細描述過「黃焜平」:廣東番禺人,年約三十五至三十八歲,身高一七O公分左右,住在水源路一帶,右下顎有一條一寸半長的疤痕,外號叫做「黃仔」或是「小黃」。

由於張韻淑個性豪爽,社交很廣,要在她的朋友中找出「小黃」來很要一番功夫。第一個被懷疑的是蛙人黃劍雄,他又名黃健雄,但他外形和張描述的不同,很快就被放棄了。

到了案發後一週,刑警黃煒生、龐光民在水源路逐戶調查,認為「我找到了!」這位右臉頰上有刀疤的「小黃」名為「黃德昌」,或名「王德昌」,濃眉體健,年齡身高和其他特徵和張說的完全相同,只是籍貫不同,黃德昌是廣東下四府人,但他一般都說流利的廣州話,所以經常被誤認為番禺、順德一帶的人。

刑警在調查中紀錄:黃德昌是情報局遊擊班的特勤人員,曾經因為跳傘而跌傷腿部。

黃德昌經常出入水源路廣東幫的賭場。根據廣州幫老大李某透露,火窟雙屍案發生不久,黃德昌就因為不明的理由離開臺灣,而且行蹤也無法公布。由於黃德昌牽涉的背景很複雜,所以令檢警單位表示「不易」、「不能」追緝。

在高院三審的判決中,雖然肯定了黃焜平的存在,但也沒有交代他的身份,只是含蓄地指出「其人業已離去臺灣,以致追緝困難」。

但對張韻淑有利的說法,則指出雙屍案起火時,目擊證人只看到一個「黃衣女郎」,卻沒有見到其他男人。如果說黃焜平是在放火後,怕引人注意而翻牆逃走,那只是一種「猜測」,不一定是事實。

另外,刑警陶鳴義、池國屏曾經調閱全國戶口,找不出符合兇嫌外形的「黃焜平」。

張韻淑則翻案說,黃焜平是她在精神虛耗中創造出來的一個「新藝綜合體」,「黃焜平」的名字是取材自一個親戚黃焜和,和黃焜平交往的經過,是借用她和黃劍雄的友誼,而黃焜平的外貌則是描述一位「賭場的賭友」。

但法庭也指出,刑警錄音中曾很明確地問她,到底有沒有「小黃」,不要亂扯第三人,張也很肯定的說過,有「小黃」這個人。至於名字問題,由於國人喜歡用化名,所以「黃焜平」未必是真名,就像張在外交際,外號、化名也很多一樣。

就在大家焦頭爛額尋找黃焜平的歷程中,黃焜平曾經一度突然「自首」了!

「黃焜平」在五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凌晨出現,他廿六歲,廣東人,無業。他說,他在五十二年水源路沙灘上的一個賭場認識了張韻淑,他叫張為「小張」,自己自稱「小王」,兩人結交成好朋友。

他說,殺人縱火那天,張韻淑帶了五小瓶打火機的用油,他用電線勒死女傭,再用布帶勒死小孩,張韻淑將汽油潑在衣物上溜走,他則拿了火柴點火後再逃走。兩人約定在一座小橋上見面,相對默默無言,張給了他三千元,兩人就此分手,沒有再見面。但他總覺得良心不安,由於經常看報上的報導,覺得比受刑還難受,所以出面自首。

但是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他原名叫秦昭,神經有毛病,這個線索也就不了了之。

最高法院說高院違法

火窟雙屍案的關鍵,至此已變為「黃焜平」之爭。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痛哭失聲的張韻淑,身體搖搖欲墜,雙臂被兩位強有力的法警架著--也許就是這種鏡頭出現太多了,使人們逐漸淡忘她被起訴的罪名,轉而同情他的際遇。

張韻淑說:「如果我是兇手之一,那麼交出黃焜平來!」

但是警方交不出來。法庭也只好一忽兒認為張單獨行兇,一忽兒又認定她共同殺人。也由於下級法院的這種立場不穩,高院的判決又被最高法院打了回票,而且不顧情境的複雜性,明確地指示:「應向有關情報機關查詢黃德昌,說明有何不易或不能調查之理由。」否則就是事有未盡而違法。最高法院的這種做法,應是值得喝采的。

高院第四度更審,又召開了一次大庭,當年在案中的刑警王棟、何樹人、許化民、法醫楊日松等,往往被傳訊作證,證詞對她十分不利。

張韻淑說自白的錄音,是在恐懼會被刑求的心理之下,與恐怖審問一小時,後因為「賭氣」所作的,不是出於她的自由意志。但刑警說她神智很清楚,而且公開播放了錄音帶,她的答問聽起來很平和,侃侃而談,不像受到逼迫。

已經發福的張韻淑,白胖的面容變得很衝動,大聲責罵刑警,又要與法醫楊日松理論,辯論她身上傷痕的來源。但楊日松說他只管說明傷痕的大小情況,公布傷痕的照片,卻不管傷是那兒來的。

由於深入調查,張韻淑還是不能完全解釋各種矛盾的情形,四度更審仍被判處無期徒刑。

六十年十二月廿九日,張韻淑再向最高法院的上訴被駁回,纏訟八年餘的刑案終於定讞。

臺灣光復初期四大刑案之火窟雙屍案
●重回社會的第一天,與母親相擁在一起

張韻淑入獄服刑,至七十一年一月廿一日,張韻淑刑期屆滿了十年,依法假釋回家。有一家報紙的標題說得好:「青春歲月消磨殆盡,黃衣女郎非復當年。臺北有多遠?張韻淑歸心似箭;女監像嫁女,這輩子勿再歸寧!」

火窟雙屍案不僅有它的刑事意義,更有它的歷史教訓,所以才能夠列入四大刑案之中。

在二十年前的環境中,的確有不少落伍的觀念,譬如先以他案拘留人犯再行偵查,以致偵查結果不被最高法院接受,頻頻駁回重新調查,久久不能定讞。而有關單位也沒有能在作業上充分合作,以致不免瑕疵。

只有一個人知道冤不冤

新聞界對這個案子的處理,似乎也關懷過了頭。張案和「八德滅門血案」、「琉公圳分屍案」在新聞的出現上,是兩個截然相反的極端。八德案和琉公圳案的涉嫌人,被有些報紙百般誣陷,有口莫辯,最後卻被法院平反了他們的無辜。而在張案上,有些報紙卻為張韻淑齊聲呼冤,甚至影射法院要面子,錯判、誤判、官官相護而判。

張韻淑是一個「弱」女子,力鬥群「雄」,在生死邊緣上忽死忽生,磨盡了青春,她的處境當然值得同情,應該關懷。但是如果只誇張對她有利的部分,不談對她不利的證據,固然是一種「道義情操」的表現,但也因此建立民眾對司法制度的懷疑,這個代價是否太大?

我們只知道:火窟雙屍案是一個懸案、一個疑案、一個兩條生命被先勒後燒的慘案!在這段時間內,張韻淑行蹤不明,一說她曾經在現場出現;她自行承認過行兇,而後又否認了罪名。由於我們所知的太少,令我們無法置喙,實在也不知道如何置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理想的態度,應該是聽憑法院的判斷。

尤英夫律師說得好:「張韻淑倒底冤不冤,只有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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