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形象

原刊〈聯合月刊〉

社會上對「大學生」有一種共同的認識,把他們看作一個獨特且優越的團體。但這種看法只是個概略的輪廓而已,還看不出清晰的眉目。

這篇文章是想嘗試運用社會學上所稱的「理想形」的概念,來探討大學生的特質,並利用這些特質,粗淺的勾勒出「大學生次文化」的一般樣態。

一、優越‧自由‧熱情‧徬徨

先簡單的描述一下大學生的特質:

第一個特質是「優越」,是源於聯考的「優越」。以六十九年為例,成為一名大學生的機率是百分之三十點八;被錄取的最後一名大學生,也必須擊敗六萬多名對手。因此他們必需是優越的「戰士」。

通過了聯考以後,大學生又享受了當前教育制度上的「不問收穫式」的投資;以六十九年為例,培養一名大學生,政府每年的花費最高達十二萬九千餘元,平均也要五、六萬元。而與他們年齡相仿的青年,或在軍中服役、或在盡繳稅義務,因此大學生無疑是優越的「寵兒」,由於現在大學的「淘汰率」極低,大學生可以參與許多課外活動,他們在基礎上等於已預先獲得了法律上所賦予的競選公職、出版建言....等權利,因此他們更是未來社會中優越的「積極分子」、現實社會中的獨特「貴族」。

第二個特質是「自由」。一個大一學生每一學期最多修廿四個學分,大四的學生修十個學分也許已經夠了。一個普通的學生,也許會「翹」百分之十的課;一個「瀟灑」的學生,則也許只兩需上堂軍訓課,甚至還可央人「瓜代」。因此一名大學生每週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閒暇」任自己安排。他可以泡在圖書館,也可以參加社團活動;可以追尋愛情,也可以作一個「高貴的遊民」。

大學生第三個特質是「熱情」。他們的熱情,源於「中學生活」極度冰凍後的突然解放。

第一個獲得解凍的是「知識的熱情」。由於中學的教方針是「聯考取向」,所以學生學習的方式,是對「古典知識」作不斷的「過度學習」;進入大學之後,在理論上,大學就成了現代社會「知識爆發」的火山口,學子自此才得見融漿之熱、氤氳之奇,興起一探學術究竟的志趣。

第二個解凍的是「活動的熱情」。制式的中學活動是「上課讀書、課後輔導、假日擔任慶典觀眾」,始終是忙碌的「被領導者」;而大學中林林總總的社團,提供學子初次嘗試「參與團體、獲得尊嚴、自我實現」的滋味,同時藉著各種交誼活動獲得與異性「牽手」的機會。這些「訓練」或是「機會」,對十八歲的青年來說,不能不稱為持來的火種,在內心的需要上顯的格外殷切。

第三個解凍的是「信仰的熱情」,在社會的「默認」中,大學生初次獲得法律上所謂「作為」的權力,在中學以前所學習的一些崇高的「思想」,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第一次有機會藉著實踐,而把它們轉化成信仰。因此,大學生們往往急切地希望看見他們的「信仰」,在校園中發生「力量」。

大學生的最後一個特質是「徬徨」。徬徨表現在大學所奉行的規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上。大學生經常不太了解的〈或者是尚未經驗的〉是:社會規範是成文規範與不成文規範的「妥協規範」;社會價值觀是有形與無形的「混合型價值觀」;社會行為模式是直道與曲道的「多孔道溝通」。因而,相對於「社會主流文化」,別立有隱然獨數一幟的「大學生次文化」,在這個次文化

中經常是用「全稱肯定」或「全稱否定」來解釋這個世界。大學生不免經常徬徨在這「兩極指標」上,也因此,在我們經常聽到的一些有關大學生的故事中,主角不是「理想的烈士」,就是「現實的奴隸」。

二、傳統與西化

當前的大學生次文化,隱隱中無疑仍然受到兩大力量的影響,第一個是傳統,第二個是西化。這兩大力量,也使大學生的思想行為產生飄移的現象。

傳統的力量,就是中國典型知識份子的信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簡言之是「我待價者也」,再簡言之就是「問世」的志趣。我們觀察儒家心目中知識份子養成的步驟:從「誠意、正心」到「治國、平天下」,最終的目標仍是經世致用。即使在「邦無道」、「捨之則藏」的年代,心目中依然咬定「藏器於身,待時而用」的信念。

這個信念在兩漢官家太學、私人書院興起之後,變成了師徒傳承的衣缽。

漢武帝時,設置博士官弟子五十人,昭帝增加為一百人,元帝更設為學員千人,成帝時再增為學員三千人,王莽執政時還更加擴充。另一方面,私人講學同時蓬勃,在漢書「儒林列傳」中的教授,弟子動輒上千百人。時下,由於大學生在量與值上的快速暴漲,出身「公、私立大學」的「大學生」便經由「塑形作用」,隱然成為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秀異集團」了。

在兩漢以後兩千年的歷史中,每次重要的政治運,如東漢桓靈兩帝時的黨錮之禍,唐穆宗時的牛李黨爭,宋神宗時的變法運動....,政爭的主角背後,莫不各有一批「同志型」的「大學生」,作為朝野視聽的聲援。在中國歷史上,文人執政的時間始終比軍人執政的時間為多,也許不得不歸功於政治舞臺背後,有一群「大學生」們對於政治型態相當執著。

這種執著一直承傳到民初的高級學府。現在在知識份子心中時常嚮往的一個模糊的概念 -- 「北大精神」,落實了來說,也不過就是「問國是」的精神。在臺灣最近幾年的政治活動中,大學生突然扮演起積極而無名的角色,也可以說是傳統「太學生精神」的復甦吧?

另一個影響大學生次文化的因素力量是西化,或者是現代化。自從容閎率先飄洋過海後,「西潮」便越過中國突然決口的隄防,拍打著中國的土地。

在西方政治學說中,「科學對抗政治論」是非常敏銳的,依他們的解釋,科學促成了「白領階級」的誕生,當白領階級羽翼豐滿後,一半加入了當時的權力階層,擔任起「管理者」;另一半則同情藍領階級,轉入「原形生產集團」,成為「制衡者」,也就是說,知識份子的出路增加了。

這種工業化社會的必然過程,也終於發生在今日臺灣,伴隨著功利主義的浸入大學校園,大學生領悟到了有更多的前途選擇,有其他的「專業」可以出人頭地。這種領悟的過程也許可以用來粗淺地解釋,卅十年來大學生為什麼相率投身於「實用」學科,以及為什麼在這一「代」的臺灣大學裡,沒有醞釀過真正的、炙熱的政治氣氛。

除了形而上的思想之外,西歐的大學制度,也給我們的大學生帶來相當的「憧憬」。譬如牛津大學的「導師 -- 學生噴煙制度」,以及美國大學「學生對教授期末評量」,也是此間經常聽到的話題。不過「話題」何時能夠成為「現象」,仍是我們目前不能預測的。

三、不確切的次文化

在大學生的次文化中,內在有「徬徨」的特質,外在又有來自不同角度的吸引力量,而產生了「不確切」的狀態。這種狀態也引起我們很有興趣地發問:「那麼大學生次文化發展的下一步傾向是什麼?」再下一個問題便很可能是:「我們可以控制這種次文化的發展嗎?」

事實上,如果我們的態度嚴謹,還應該再反問一句:「前面兩節提出的大學生次文化的『模型』,經的起驗證嗎?」

在精密的社會科學領域中,從個案研究或是觀察法所得到的經驗資料,雖然布失唯一種研究成果,但最好仍把它置於一種「假設」的地位,最好再經過幾次研究、考驗與修正,才能提昇到「理論」的地位。也就是說,我們在前兩節所提出的架構,不是絕對縝密而不可更動的。

在此,我很想作一建議:由於大學生是當前社會中具有獨特性、秀異性,且又是相當龐大的團體,也許我們有必要對大學生投以更多的關注,除了應當建立起對大學生特質的解釋外,最好也還能構築一套能夠解釋大學生行為的具有「因果向量」特質的理論。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對大學生做些廣泛的實證研究,經由因素分析,探求影響大學生行為的幾個重要變數,然後再運用不同的多變數分析方法,來「考驗」、「預測」、甚至「控制」大學生的文化中可能的發展與內涵。

當然,預測與控制大學生行為是非常困難的,困難的原因,也許能以當代社會學家柏深思的一項學說相印證,柏氏認為在任何社會體系中,該體系中的各項運作「目標」可分為四類:調適、實現、整合、和維持。大學生在理想與現實的邊緣摸索,在校園與社會的轉角處試足,也許可以視為追求「調適」的過程;大學生積極參加活動,學習擴展人際關係也許可以視為追求「實現」的過程;大學生執持傳統信念,但也醉心西方思潮,也許可以視為追求「整合」過程;但是,我們很難在大學生體系中,找到追求「維持」的現象。

因為在大學中,角色的新陳代謝很快,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使具有相近理想的人,凝聚成長期維持相當規模的團體,而建立完整的價值觀念來影響進入此一文化領域(也就是校園)的後繼人物。某一特定的話題,或是某一行為風尚,可以在校園中「流行」,卻不容易長久被「奉行」。因此,在大學中追求「維持」任何特定事物的努力,口能都是無效的。也因此,我們可以用幾個概念和特質,勾勒出大學生的輪廓與眉目,卻很難用粉彩描摹出大學生的「刻板形式( Stereotype )」。

由於這種不確定的現象,自然使得想要預測、控制,或為大學生的行為領航,都顯得格外困難。

不過,雖然處在這種難題之下,依然有很多熱心的學者,並未放棄對大學生次文化發展的建言,他們也從「觀察法」的角度,提供了相當的懇切之言。

在各家的建議中,筆者想舉出張春興教授說法為例。他認為:大學生的發展,應注意知識脫僵、人格統整與感情蝶化三方面。

「知識脫僵」的「僵」字,是指國內學生在高中以前所經歷的授讀方式、求知態度陷於僵化,而遺害了大學生,因此大學生今後應重建讀書目標,主動且多層面地追求新知,「能讀書、願意讀書而且要會讀書」。

「人格統整」就是要建立自我導向,從現實的自我建立理想的自我,建立生活目標,尋求良好生活適應,以及擴大對社會的責任。以免在瞬息萬變、是非紛紜的社會中,失去判斷自我成敗功過並對所作所為負責的能力。

「感情蝶化」是從毛蟲退便為蝴蝶的意思。因為感情的事情牽涉到人,所以他比知性的事物更難處理,尤其在高中以前少有這方面的經驗,使有些新入大學的青年,對這方面的認識顯的很淺淡。「蝶化」的方法,則是學習欣賞別人,並且表現才藝,被人欣賞,與人建立良好關係,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充實人生、美化人生。

張教授的這套看法,大致上也與本文所舉「大學生次文化」的若干特質與缺陷相似,並提出了一些足供大學生們用以解決問題的辦法。

四、剖析大學生

最後必需指出:在前述各節對「大學生次文化」「模型性質」的討論裏,也許可以從「功能」的角度出發;但當我們想要對「大學生次文化」作發展性的研究,對大學生的內涵作更深入的了解時,也許我們便得落實在「結構」的角度上。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進一步探討大學的制度、大學生的生活、以及大學生與社會互動的關係……等等。

這些工作可由學術機關來作,但也有一部份可以由半學術、半通俗的機關來做。作法則可以是半報導、半調查式的,這樣工作的成果,也許會顯的更趣味盎然一些。

「聯合月刊」也許會陸陸續續的往這個方向作一點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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