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建和案火窟五童案矛盾與警訊

吳惑 促進媒體保障人權運動終身義工

原刊:聯合報

許多媒體在「蘇建和案」的報導上,都探觸到了本案對社會最大的啟示:不能僅以「口供」和「情況證據」論定犯罪事實。
然而,似乎不少媒體只把這個啟示當成偶發的奇蹟,而不是應有的長期信念。近日對「火窟五童案」的報導,就是具體的矛盾例證。檢視幾家報紙和電視對本案涉嫌為縱火疑點的報導,典型的順序與內容為:
一、苦主中的父親在起火前正好離家。
二、有高額保險,卻是低收入戶。
三、父母已經離婚,還住在一起。
四、現場有縱火痕跡。
然後據此作出結論,幾乎已認定父親就是兇犯。
但是,前三項疑點其實都是「情況證據」,雖然有特殊之處,卻不具備邏輯的必然性與可推論性,是「不必」、甚至「不該」報導的。
第四點是唯一的「直接證據」,但又語焉不詳。譬如:現場是否有燃油痕跡?有何儀器可以鑑識?有無化學光譜比較圖譜以資證明?現場「火痕模式」(煙薰的強度與層次)與單純的氧氣瓶爆炸有無違背?電暖爐的熱度與氧氣瓶的距離關係如何才足以產生爆炸意外,有無實驗室數據證明?當地檢警有無執行上述鑑識的實驗室與實驗能力?如果沒有,檢警計畫如何保全證據?與如何安全無誤的轉移證據給有能力的鑑識單位?真正可以揭示直接證據的問題,結果不見於任何媒體。
也就是說,記者平時並沒有自修培養關於「火災鑑識」的常識,遇事也沒有查資料作功課的習慣,因而問不出關鍵問題,在處理重點上只能包裝與販售情況證據;甚至在不自覺中渲染誇大而侵害人權:譬如強調當事人離婚後同居的個人隱私,除了刺激讀者產生「這對夫婦很古怪,必有隱情」的負面想像力之外,和是否縱火,可以說完全沒有直接關係。
有些報紙刊出了當事人的姓名和地址,有些電視更拍攝了父親正面的鏡頭。在人權團體呼籲對拘捕到案的罪犯都還應該戴頭套的時候,部分媒體卻對連「嫌犯」都還稱不上的當事人,作鉅細靡遺的大特寫!
更值得擔心的是,媒體在不自覺中導演了「檢警草率、作秀」--「媒體不實、渲染」--「侵害人權、隱私」的三部曲。
美國在1990年左右,由幾家報紙自律式的發起了一項「公共新聞」運動,原由之一,就是報紙的總編輯自己發現,報導的品味其實會影響公職人員的行為,而一般流行的羶色腥取向,只會令認真嚴謹的人卻步,而鼓勵了專投膚淺聳動所好的小丑。
在「火窟五童案」中,電視曾訪問檢警消的發言人,其中一位面無表情的說:事實未明,火場還須要嚴加鑑識,結果鏡頭一閃而逝,這位先生也許從此會被媒體打成拒絕往來戶。另一位發言人明顯在媒體的誘導下,唱作俱佳的大談當事人的家庭八卦,這對某些觀眾可能有窺探式的過癮感,電臺也給足了播放時間,但與縱火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萬一,當事人真正是無辜的呢?當事人失業、貧困、配偶子女多人殘障、又一下失去了五個孩子,還被媒體放大宣傳為殺子兇手!我們希望記者能有惻隱之心,如果記者自己是當事人,能夠忍受的了嗎?
「火窟五童」如果真是被縱火謀殺,其慘過於「蘇案」,兇犯罪無可逭。我們希望知道檢警是不是正在認真的處理上述火場鑑識?還是有更好的鑑識方法?我們也希望媒體監督檢警有無在第一時間、集中心力保全證據、分析證據?而不是鬆散的猜猜猜、草率的發表情況證據。
我們不希望十二年後,「火窟五童」還是懸案。給受害人公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檢警絕不能在黃金時段內偷懶鬆懈,一定要立刻掌握證據。現在時間還勉強來得及,媒體朋友們,你們盯好檢警正在這麼作了嗎?
我們建議:媒體報導的品質、監督檢警的能力、保障人權的認知,和媒體是否「自重、自修、自律」息息相關。
也許有人認為媒體就是娛樂,誇大渲染當事人,就和綜藝節目找人出糗、故意挖苦消遣人是一樣的,不過是尋開心而已。不久前的舔耳事件,不肯以舉手之勞向當事人查證,就急著給當事人難看,便應屬這種心態。媒體何必自行定位成這種輕佻的角色呢?媒體的報導方式,能塑造社會大眾認知與思考的方向與方式,是社會潛移默化的教育者,媒體行為的影響力其實不下於檢警、法官,甚至猶有過之,宜於自重。
如果媒體論事能夠從八卦趣味轉為介述科學鑑識的技術與意義,久而久之,大眾也可能都會以科學證據為依歸。媒體報導如何從膚淺進入深度,是需要求知慾望與研究方法的,故媒體人亦應不吝於自修。
最後,媒體的行為還是取決於管理階層的態度和企業文化。當年,紐約時報一位記者為了求表現,渲染捏造了一條羶色腥新聞。時報當局發現後,不僅辭退了這位記者,而且在頭版刊出了向社會道歉的新聞聲明。(請注意,不是廣告、更不是小啟。)並且明確表明,報社絕沒有在言論版上官冕堂皇,新聞版上羶色腥的言行不一行為,更絕不容社內從業員有為了搶聳動,以為報社會默許、甚至代為掩飾的誤解。
責任和權力是相對的,嚴謹如紐約時報者,也會犯錯,但犯錯就要勇於面對承認、就要彌補、更要檢討改正,這才是媒體的社會責任,也才會永續為社會所肯定!真正的嚴謹和負責,必然也必須來自於自律。
「蘇案」不只是一個判例,也告訴我們行為的法則:認事論理要講證據,不是依賴口供、口傳;證據要檢視科學證據、直接證據,不是情況證據。
我們從「蘇建和案」得到的啟示,希望不是奇蹟,而是信念。


原稿原稿

希望不是奇蹟‧而是信念

從「蘇建和案」「火窟五童案」看媒體行為

吳惑(保障人權運動終身義工)

許多媒體在「蘇建和案」的報導上,都探觸到了本案對社會最大的啟示:不能僅以「口供」和「情況證據」論定犯罪事實。

然而,似乎不少媒體只把這個啟示當成偶發的奇蹟,而不是應有的長期信念。近日對臺中「火窟五童案」的報導,就是具體的例證。

檢視幾家報紙和電視對苦主中的父親同時涉嫌為縱火者,其典型報導疑點的程序與內容為:

一、父親在起火前正好離家。

二、有高額保險,卻是低收入戶。

三、父母已經離婚,還住在一起。

四、現場有縱火痕跡。

然後據此作出結論,幾乎已認定父親就是兇犯。

但是,前三項疑點其實都是「情況證據」,雖然有特殊之處,卻不具備邏輯的必然性與可推論性,是「不必」、甚至「不該」報導的。

第四點是唯一的「直接證據」,但又語焉不詳。譬如:現場是否有燃油痕跡?有何儀器可以鑑識?有無化學光譜比較圖譜以資證明?現場「火痕模式」(煙薰的強度與層次)與單純的氧氣瓶爆炸有無違背?電暖爐的熱度與氧氣瓶的距離關係如何才足以產生爆炸意外,有無實驗室數據證明?當地檢警有無執行上述鑑識的實驗室與實驗能力?如果沒有,檢警計畫如何保全證據?與如何安全無誤的轉移證據給有能力的鑑識單位?真正可以揭示直接證據的問題,結果不見於任何媒體。

也就是說,記者平時並沒有培養關於「火災鑑識」的常識,遇事也沒有查資料作功課的習慣,因而問不出關鍵問題,在處理這則新聞的優先順序上,只能包裝與販售錯誤的觀念:情況證據重於直接證據;甚至在不自覺中經由渲染誇大而侵害人權:譬如強調當事人離婚後同居的個人隱私,除了刺激讀者產生「這對夫婦很古怪」的負面想像力之外,和是否縱火,可以說完全沒有直接關係。

有些報紙刊出了當事人的姓名和地址,有些電視更拍攝了父親正面的鏡頭。在人權團體呼籲對拘捕到案的罪犯都還應該戴頭套的時候,部分媒體卻對連「嫌犯」都還稱不上的當事人,作鉅細彌遺的大特寫,真的適合嗎?

更值得擔心的是,媒體在不自覺中導演了「檢警草率、作秀」--「媒體不實、渲染」--「侵害人權、隱私」的三部曲。

美國在1990年左右,由幾家報紙自律式的發起了一項「公共新聞」運動,原由之一,就是報紙的總編輯自己發現,報導的品味其實會影響公職人員的行為,而一般流行的羶色腥取向,只會令認真嚴謹的人卻步,而鼓勵了專投膚淺聳動所好的小丑。

在「火窟案」中,電視曾訪問檢警消的發言人,其中一位面無表情的說:事實未明,火場還須要嚴加鑑識,結果鏡頭一閃而逝,這位先生也許從此會被媒體打成拒絕往來戶。

另一位發言人明顯在媒體的誘導下,唱作俱佳的大談當事人的家庭八卦,這對某些觀眾可能有窺探的過癮感,電臺也給足了時間,但與縱火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我們並不是要「保護壞人的人權」,而是根本還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指出到底誰是「壞人」?

萬一,當事人真正是無辜的呢?

當事人失業、貧困、配偶子女多人殘障、又一下失去了五個孩子,還被媒體放大宣傳為殺子兇手!我們希望記者能有惻隱之心,如果記者自己是當事人,能夠忍受的了嗎?

部分檢警與媒體所塑造的兇犯,有無可能完全搞錯了?臺灣光復初期的三大奇案:塯公圳分屍案、八德滅門血案、杭州南路火窟雙屍案,正好可作實例說明。

塯公圳分屍案,檢警最早以情況證據懷疑是一位空戰英雄、在軍中極有前途的年輕將領,媒體馬上泡製了精彩的恩怨背景、謀殺模擬,達到日日如連載、天天有高潮的程度。結果發現兇手另有其人,但一位曾經豪邁翱翔、在高空殲敵的英雄,卻在地上從此被報紙澈底毀滅了。

八德滅門血案,由於苦主特殊的情治背景,檢警逮捕了一群人,並根據口供咬住主嫌穆萬森,他也被媒體描繪成一名地下社會、神秘幫會的瓢把子。結果最後證明他不但被刑求,而且根本有不在場證明。

無獨有偶,杭州南路火窟雙屍案,在案發的頭幾天,也被媒體大肆宣揚,苦主有詐領保險金的嫌疑。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奇案中,八德案的穆萬森在平反出獄後,卻犯下另一件殺人案,最後還是被處死刑。當時,也許很多人認為是罪有應得;但我們也不能不考慮「精神創傷後遺症」的問題。

美國有一個案例,有一名獄中囚犯公開殺死另一名囚犯,看起來是個簡單的謀殺案。但他的律師發現,他和妹妹是無依孤兒,他在青少年期間,因為飢餓在雜貨店偷了5塊錢被抓住,他不過想買東西給妹妹吃,卻因為剛好這家雜貨店兼營郵局,他竟被判了搶劫郵局的重罪。他過去從來沒有暴力的記錄,但這種罪狀被放大的冤枉感,形成沉重的「精神創傷」,經年累月的積壓之後,突然暴發出來。

犯人的律師主張,他「只是凶器,不是兇手」,兇手是社會環境帶給他的「精神創傷」。結果不僅使他從謀殺改判誤殺,也促成美國一系列司法改革。

在筆者擔任保護人權運動義工的短期內,親身接觸過受到媒體侵害人權的個案,發現這種「精神創傷後遺症」,竟然會像催眠咒語般,只要一提到這個冤案,會使得原來溫文儒雅的人,馬上變成激動易怒;使得樂觀幽默的人,突然陷入悲痛怨憤;它使得當事人容易頭痛、失眠、焦慮,進而影響家庭與親人--甚至工作場所同事的心情與作息,心理上的不寧,又引發了生理上的病變,對當事人以及其他無辜者連鎖性的打擊與傷害,實在是難以估計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要求媒體也對「精神創傷後遺症」負責,是不是「叫媒體、太沉重」?

試想,假如有一位國小學童,被人密告偷錢包,訓導主任把他叫到無人的房間單獨詢問;或是把他吊在升旗臺上,當著全校師生面前公開斥責。即使最後都證明是誣告,對這位學童的壓力和傷害會是一樣嗎?

檢警也許是訓導主任,而媒體就是決定要把誰吊起來的人,能夠不慎重、不負責嗎?

「火窟五童」如果真是被縱火謀殺,其慘過於「蘇案」,兇犯罪無可綰。我們希望知道檢警是不是正在認真嚴肅的處理上述火場鑑識的問題?還是有更好的鑑識策略與方法?我們也希望媒體監督檢警有無在第一時間、集中心力保全證據、分析證據?而不是鬆散的猜猜猜、草率的發表情況證據。

在「蘇案」中,我們很驚訝的聽見,一位檢方人員說,由於「時空不同,當年搜證的技術與觀念不如現在」,所以要以當年的環境認定被告有罪。這種形同承認當年「辦案草率」為事實,而要以「大家都草率」來定罪,實在匪夷所思。

我們不希望十二年後,「火窟五童」還是懸案,還繼續聽到相同的論調。給受害人公道最好的方法,就是檢警絕不能在黃金時段內偷懶鬆懈,一定要立刻掌握證據。現在時間還勉強來得及,媒體朋友們,你們盯好檢警正在這麼作了嗎?

比較三大奇案和「火窟五童案」的報導,雖然歷經將近半世紀,我們很沉痛的發現,其實實質上的進步有限。

也許有人認為媒體就是娛樂,誇大渲染當事人,就和綜藝節目找人出糗、故意挖苦消遣人是一樣的,不過是尋開心而已。

但事實上,媒體是社會潛移默化的教育者。媒體的報導方式,正是塑造社會大眾認知與思考的方式。當前不少人,仍獨尊情況證據,不無可能與媒體長期強調情況證據與八卦趣味有關;但如果媒體改弦易轍,轉為介述科學鑑識的技術與意義,久而久之,大眾也可能都會以科學證據為依歸。

記者的影響力其實不下於檢警、法官,甚至猶有過之。

然而,責任和權力是相對的。媒體必須自重與自律,對媒體的社會責任,我們仍有所期許。

我們從「蘇建和案」得到的啟示,希望不是奇蹟,而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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