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新聞學與精確新聞學的背景
Making a Hero then Making him a Villain

媒體有胡亂捧紅一個英雄,再把他亂棒打成狗熊的經常現象。而每隔一段時期,也會有相同反省、而不同名詞的反制呼聲出現,如「公眾新聞學」。
臺灣民主化的前3任總統,都經歷了不同程度「昨日英雄‧今日狗熊」的媒體對待。更不用提影視、社交背景人士的範例故事了。
2015年2月,復興航空班機墜落基隆河事件,更是顯著例子。

1996 年初,美國出版了一本激盪新聞界的專書:James Fallows 著作的< 揭穿新聞界:媒體如何破壞美國的民主政體﹥(Breaking The News: How the Media Undermine American Democracy),從而擴大了「公眾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的呼聲。

書的作者是﹤大西洋月刊﹥的華府分社主編,對各種媒體:包括報紙、電視、雜誌,展開了抨擊,甚至對新聞同業點名批判。他以新聞與政治為主軸,尤其剖析了許多選舉新聞的例子。論者認為這本書「毫不留情而又言之有物」。
這本書引起了﹤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大西洋月刊﹥﹤紐約客﹥﹤標準週刊﹥…等,紛紛撰文探討「美國人民為什麼痛恨媒體」。
國內人民和媒體的關係或許還沒有那麼緊張,但書中描述的情形,在臺灣或許也已經有了一些前兆,不論是防患於未然,或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都值得我們注意。

新聞是娛樂?還是成長

Fallows 的中心思想是:媒體有兩種選擇:只是娛樂公眾(merely to entertain the public),還是與公眾共同成長(or to engage it)?

如果媒體只想娛樂公眾,一如它近世代來一貫的作法,Fallows 說,媒體將繼續著重衝突與異常的事件;胡亂捧紅一個英雄,再把他抹黑糟蹋、亂棒打成狗熊;炒起一個話題、一個危機,把它炒熱、炒焦、炒得冒煙,然後突然撒手不管,若無其事,炒作別的新鮮話題。媒體自以為是公眾注目的焦點,其實對公眾毫無幫助。

但是媒體也可以選擇與公眾一同成長。媒體可以執行系列的、實驗的、與策略性的作法,去反映公眾切身的、基礎的問題,從而成為民主政治的動力。媒體與它服務的社區形成自然的結合,就是Follows 定義的「公眾新聞學」。

他指出,美國的第四權愈來愈膨脹,政客躲不過被媒體鉅細靡遺的檢驗,經常被盯的鼻青臉腫;但媒體本身卻未受到相對的制衡,使得民意調查顯示,人民不信任媒體的程度反而遠超過政客。
他認為美國媒體習慣自以為是、優越感十足,喜歡對未來大放厥詞,結果又常與事實發展違背。記者競相追求油嘴滑舌、裝腔作勢、以脫口秀、文字遊戲為能事,變成了演藝人員。
而美國媒體的報導往往只能描述浮面的熱鬧、衝突、刻薄嘲諷,而不能分析問題的背景、原因,更不具備深入思考的能力,提供高瞻遠矚的報導。

Fallows 因此介紹了「公眾新聞學」的觀念,呼籲媒體應該放棄個人本位,以閱聽人社區的需求為中心,以社區的意見來報導新聞。
「公眾新聞學」的源頭之一,正因為選舉新聞而起。在198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堪薩斯州一個小城「鷹報」的總編輯Merritt 說,他天天處理的就是Dukakis 和Bush之間的相互攻訐,Hart的緋聞,候選人的妻子如果被強暴會怎麼樣的猜測…。
有一天,Merritt突然自問:我們幹嘛刊登這些東西?我們在搞什麼?我們只是在呈現生命中最醜陋的部分。我們只是會使嚴肅認真的候選人卻步,而鼓勵了愛打混仗的政壇小丑。這種作法只是使選舉顯得瑣碎而骯髒。

於是Merritt 開始構思:是否有具備調查性、解釋性、又允執厥中的「公眾新聞」報導方法。
進入1990年代以後,愈來愈多的學者與中小型的媒體從業員,興起了同樣的反省,終於1993年,紐約大學的Jay Rosen在Knight基金會的資助下,進行「公眾生活與新聞計畫」,掀起了「公眾新聞學」運動。
迄1995年,已有170家媒體參加 Rosen的計畫。據說,全美有二十餘家報紙宣稱,要以「公眾新聞學」的觀念來報導1996年的總統選舉,而不是以往由編輯部決定的方式。

公眾新聞學是目標?還是方法?

但我們仔細想一想,「公眾新聞學」其實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一種「方法」。
而這個目標是自有新聞事業以來,就被注重的。它的內涵一如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所指出:新聞人員應該僅守「確實、客觀、公正」的原則。這其實是一個跨越國界、時空,恆久性的目標。
只是新聞界往往作不到,時間一久,問題叢生;有識之士只好換個名詞,重新登高一呼,提醒一次。
不過,新聞界作不到,有時候並不是「不為」,而是「不能」。
一則因為報導的時間、篇幅有限,不可能容納所有的意見,也沒有必要容納所有同質性的意見。
再則,社會發展愈趨多元化,任何新聞材料很容易受到多元因素的引響,使得新聞分析與預測,很難以十分精確;而任何可為公評的新聞材料,岐義的性質也越來越高,見仁見智的情況愈來愈多,很不容易找到絕對客觀與公正的標準。也不容易指出,什麼才是「社區的意見」。
在這種環境演變下,要追求公眾新聞學,繼續忠誠地達成新聞任務,就更先要追求一種「方法」。

如何尋找屬於公眾的議題

Follows 說,代表性的作法,就是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觀察報」在1992年,報導總統與國會選舉的方法。
他們決定不跟著候選人的鑼鼓起舞,而自行挖掘議題。
報社執行了一項樣本超過一千人的民意調查,詢問什麼是他們最關心的話題,以及關心背後的理由。
接著,報社又安排了500位選民作為固定樣本,在整個選舉期間中,發表對選舉的意見。
報社發現,不少公眾關心的問題,和候選人想主打的話題並不相同。譬如,公眾非常關心當地的環保問題,但所有的候選人都避口不談。
但是報社便要求所有候選人都對公眾所提出來的議題表態,並以表格的方式刊登出來,比較各候選人的異同。
我們發現:原來實踐「公眾新聞學」的方法之一,就是民意調查。

精確新聞學與民意調查

這也使我們想起,美國新聞記者Meyer [36],在1975提出發展「精確新聞學( Precision Journalism )」的觀念,要使用「新工具」輔助報導新聞,才能精確地處理「岐義性的論題」。他當時說的「新工具」,就是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方法,也就是民意調查。

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媒體與人民對民意調查已經不覺陌生。
而民意調查型態的新聞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媒體自行製作的調查,和外界提供的調查兩類。
由於媒體不可能包辦所有的民意調查,要反映「公眾新聞」的多元性,應該、也必須善於報導外界的民意調查。
外界的民意調查,目的有所不同、品質有所高下,是否值得報導?如何報導?是否應該進一步詮釋?如何詮釋?都必須仔細斟酌。
尤其是與選舉有關的民意調查,利益牽涉深遠,到底是新聞?宣傳?還是謠言?更需要能夠辨別。
平心而論,大眾現在知道民意調查了,但是從許多報章報導過的選舉民意調查實例來看,如何取捨、鑑識民意調查,仍然是廣泛存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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