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版刊 2012-12-10 01:32 中國時報

日劇「王牌大律師」掀起極大反響,主角律師唯利是圖,為求勝利,不擇手段。法界人士認為必敗的案子:一群孤苦老人對抗全國第一大企業、小秘書對抗首相接班人、窮勞工對抗富二代…全部被他逆轉打勝。
戲劇為求趣味,刻畫了這位律師許多愛錢、毒舌的情節。在哈哈大笑之餘,卻也令人深思:為何「只向錢看」的律師,出發點不見得崇高,結果卻拯救了弱勢者?

據我們長期在臺美兩地參與弱勢扶助的經驗,觀察到拯救弱勢者的力量,其實是建在三根支柱上:巨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勝訴抽成式的律師費用,與認罪協商/庭外和解的制度。這不僅是日本的現象,且是源於美國的訴訟生態。

在臺灣損害賠償普遍偏低,經常不足補償真正的損失,更難有懲罰性意義。若無懲罰可能性,經濟上的強者根本懶得理會弱勢。譬如劇中大企業對被污染的全村老村民,在律師出頭前,只願意付一千萬慰問金、且不肯停工。但律師搜證後,提出十五億賠償金、永遠停工的懲罰訴求。大企業發現有可能敗訴,才達成五億賠償金、停工至排除污染源後才得復工的和解方案。

王牌大律師為什麼投入一切,以代弱勢出頭呢?因為他可以抽三成:一億五千萬元,而美國最高時更可以抽到五成!
美國按鐘點收費的律師,通常只為企業和有錢人服務。一般弱勢請得起的都是「獲勝-賠償分成」的律師,如果敗訴,律師一文也沒有。所以律師才會全心全意為當事人-也為自己-著想。

臺灣檢察官的起訴狀,其實不乏是由告訴人律師所代筆。蒞庭檢察官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只說六個字:「如起訴書所載」。臺灣一般律師若是論案計酬,每案也要七、八萬元,對弱勢者而言,仍是不小的負擔。請不起律師的弱勢告訴人,便發生過草率不起訴結案的例子。
也曾有案例發現:被告律師是檢察官退休轉任,在庭上發現弱勢告訴人沒有律師保護,竟公然向法官說:「被告是我的朋友」,以這種辯論內容逆轉勝訴弱者。

日劇中律師用了很多不同常規的「賤招」但他戳穿的是:富貴者隱藏在堂皇光鮮後的惡行、與部分司法人員隱藏在道貌岸然後的怠惰。
巨額賠償與律師分成是否會鼓勵訟源呢?則必須靠認罪協商/庭外和解,與配套的「訴訟準備」共同平衡。

以美國為例,律師「訴訟準備」包括:負起調查搜證責任,把證據書面化、進行宣誓、並與對造確認。雙方都瞭解對方手上可用的證據,自然較有機會能達成協商或和解,不像臺灣經常在事實審纏訟好幾年。
「訴訟準備」若堅守「具體證據法則」,檢辯與法官的結論就不會有太大差距。在證據充分之下,檢察官對被告有極大認罪協商權力,從輕、從重有如天淵。而民事賠償,也以庭外和解為輕,如果一定要上庭,可加判懲罰性賠償,相差可達十倍以上。律師為了當事人的最佳利益,如果證據明確,會勸當事人認罪協商、庭外和解,也減少絕大訟源。

根據美國司法統計,九成以上的訴訟都是認罪協商、庭外和解。有些州的民事官司,會開庭終審的更低於百分之二。

臺灣新制訴訟程序,已經給了檢察官極大的可協商和解空間,但實務上,檢察官似乎還是習慣於起訴或不起訴,在兩極選項下,弱勢者比起富貴者,較易有成為犧牲者的可能。

以媒體侵權案為例,我們熟知的勝方包括:副總統呂秀蓮、交通部長蔡兆陽、台塑長子王文洋、漂亮寶貝陳純甄…全部都是:高官巨賈、公共名流、偶像寵兒。但在我們所收集到的案例中,升斗小民對媒體的訴訟獲勝率幾近於「零」,印證了弱勢者正義難伸的現象。

台灣協助弱勢者訴訟有兩套制度,一是法律扶助,二是強制辯護制度。但法律扶助資源嚴重不足,難以吸引律師投入,強制辯護侷限於刑事重罪,兩者效果僅及望梅止渴。
面對臺灣有弱勢者缺乏司法扶助的事實,這三根可保護弱勢的司法支柱,雖不必貿然全盤移植進臺灣,如何參考其精神與參酌適用,應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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