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高雄多處夜市當眾裸露跳舞被稱「跳舞姐」的李女士,被雄院因妨害風化判處拘役30天後,便立即燒炭自殺身亡。

從李女士的年齡、面貌、身份,就知道她不是要借由妨害風化營利,而是太孤獨希望吸引注意。司法的正義處分應該是移往醫院就診,而不是處以刑責。

現在她死了,相關司法人員可能毫無所謂,但促使她去自殺的人,真的可以完全沒有任何人性上的反省嗎?

司法不公,不是司法處分從嚴、或從寬的問題,而是不同案例有時苛刻、有時縱放,相當比例沒有一致標準可言。

最近相對的案例是桃園的游女士被侵佔700元,因侵佔者有一定地位,結果檢察官認定有侵佔事實,卻不起訴處分,亦即判處受害人要給加害人700元。

法院的訴訟輔導官指點2條路:第一、向上級聲明異議。但輔導官先說,這種小案,上級長官不會看,只會叫助理把原處分照抄1遍結案。事實發展,果然也是如此。

第二、花7萬元請一位律師,向民庭請求侵佔人返還700元。也就是,若受害人沒有錢,就沒有正義與公道。

這位受害人氣得說:乾脆買700元汽油,到檢察署前自焚算了!

法律其實設計了保護沒錢人的訴訟途徑,就是「刑事附民事訴訟」。受害人並不求加害人獲重刑,檢察官可以起訴而請求微刑,使受害人有一個不花錢可求正義的管道。檢察官在「苛」與「放」之間,其實有「正義兼人性」的選擇。

但資深律師指出:有部分司法人員卻是以省事—亦即「司法怠惰」生態—為依歸。如果被告是弱勢,如跳舞姐,就嚴刑以待。如果告訴人是弱勢,除非告訴人請律師幫檢察官寫書狀,檢察官就將受害人打發。

當前「司法正義」與「居住正義」是臺灣人民心底的兩大創痛!司法人員在程序上可以自認沒錯、無視人民感受,實質不公的可能也以小案居多。但司法實務上,可能高比例都是小案,人民在司法過程中的「痛」,可能轉為「恨」,甚至付諸自殺,這種現象是司法改革更應該積極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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