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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快詮新辨

Quick and New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s, Economics, and Human Behavioral Research_2

當前大學管理教育都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管理學理論為核心,對統雄老師而言,「管理學」其實只是一個「框架知識」,在外圍有較大的框架「經濟學」,這也是一般認為人文社會領域中最接近科學知識的學問。但統雄老師建議,再外層還有更基礎的知識-人類行為學,才是「知識光譜」中,具備基礎性質的「第3類知識」。

我們先從西方管理學談到中華管理學,再將範圍擴大到人類歷史發展的:經濟學人類行為學,同時特別闡述「貨幣主義」與「TX取用模式」的關聯。


經濟學

經濟學的哲學方法與計量方法

「管理學」處理的是人性、人類行為,但觀照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組織內。

西方早於「管理學」的誕生,其實已存在觀照大到國家、一般社會層級,研究與詮釋人性在經濟活動上展現的具體的行為,就是「經濟學」的問世。

經濟學是管理學院的必修課,也應是人文社會學科的基本知識,甚至宜是中等以上教育的通識。唯一般教科書經常出現:抄寫剪貼而缺乏體系、內容蕪雜且文字艱澀,令人生畏。本文作者嘗試萃取一個意涵清晰而簡明的經濟學結構,是為快詮;同時,從多元學習的角度,期望能夠提供跨領域的觀察,是為新辨。

經濟學的研究,早期以總體經濟經濟哲學方法為主,二戰後才大舉關注個體經濟、納入經濟計量方法

總體經濟理論的內容,就是由自由經濟管制經濟為兩端,所形成的軸線;而當前的主流,是由自由經濟衍生、而可能被相當誤解的貨幣主義、與美元本位戰爭。代表人物是:Adam Smith(亞當·私密)曹參Karl Marx(馬克私)、 Friedrich Von Engels(恩革私)Keynes(凱應私)Milton Friedman(傅利民),以及可能只是一時流行的Thomas Piketty(畢卡得)

唯當前主流經濟學經常只限於、也陷於量的指標,而欠缺「求富的品質指標」、以及對「富後行為」的分析與建議。

另外,對貨幣主義(Monetarism)將另立「貨幣主義快詮新辨」專文介述討論。


總體經濟學

而經濟行為與政治制度有緊密關係,所以早期又稱政治經濟學。以國家或一個區域經濟體為觀察單位的,稱為總體經濟學。

自由經濟 VS.管制經濟

經濟學有2個極端:自由經濟論管制經濟論,但當前的民主國家,所實施的大約都是在兩端之間的混合經濟。

經濟學的源起是Adam Smith (本文意譯為「亞當·私密」,一般譯「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而後興起 Karl Marx 與Friedrich Engels(本文意譯為「馬克私、恩革私」,一般譯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即全面管制經濟、也造成全面管制政治的制度。 

經濟自由論:緊密結合私‧發揚自利

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私密 (Adam Smith,本文意譯為「亞當·私密」,一般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Smith,1789)是奠基經濟學的經典之作。當前教科書多記錄亞當·私密認為一切經濟行為的原動力,來自於「人是理性動物 rational man」所以會作最佳選擇。但「理性」一詞與其觀念,實是19世紀 John Stuart Mill 後才出現的。亞當·私密在原典中,講的是「私性  self-interest」,且應比後代象牙塔化的「理性」,更切中事實。「私性」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下3句話,其大義為: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self-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人類提供他人晚餐(即產品與服務),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獲得利潤。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自私才能使人力爭上游、實現夢想。

“Every individual is continually exerting himself to find out the most advantageous employment for whatever capital he can command. It is his own advantage, indeed, and not that of the society which he has in view. But the study of his own advantage naturally, or rather necessarily, leads him to prefer that employment which is most advantageous to societ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t part of his intention”

自利的源起,是每個人都爭取自己的福祉,而不是爭取社會的福祉;但當每個人都獲得福祉後,結果是社會大眾全部都受益。

而實現「私性、自利」的方法,就是減少政府干預,讓人民按照自己的「私性」去求富。他訴諸「一隻看不見的手 an invisible hand」,會進行自然調節,當人人都求「私利」的時候,自然會產生公共利益;人人「自富」後,就產生「國富」。

他主張「沒有白吃的晚餐」,亦即每個人必須認知:若要「所得」,必須先要「生產」以取得交易的成本。

一隻看不見的手‧黑機器方法

亞當·私密神秘的「一隻看不見的手」論,表面上是哲學方法,本文作者認為,是高一層的「黑機器方法」,亦即當有足夠洞察力,看見產品、看見原料,但還看不見、或無法機器內部複雜的運作時,就將這部「黑機器」命名為「一隻看不見的手」。

亞當·私密所處的時代,是歐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亦即各殖民國家,展開對外掠奪與貿易擴張的時代,各國政府的國際貿易思想,都是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強調保護主義與高關稅。而亞當·私密認為「一隻看不見的手」會比政府的介入有效,而政府的角色,應只限於「反壟斷」。

亞當·私密被忽視的2個「但是」

亞當·私密的墓誌銘似乎反映了他對道德期待、自利體驗的順序,與兩者均衡的追求。

亞當·私密的墓誌銘
《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作者,
亞當·私密長眠於此,
生於一七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卒於一七九零年七月十七日 

Here are deposited the remains of ADAM SMITH.
Author of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Wealth of Nations:
He was born 5th June, 1725, and died 17th July, 1790.

一般文獻經常認定亞當·私密就是絕對「經濟自由論」者,而忽視了他強調的2個「但是」:

第一、自由放任‧同時也要競爭、反壟斷。

第二、接受性惡.同時也要追求性善。

自由放任‧同時也要競爭、反壟斷

介紹亞當·私密時,經常強調他的「放任(Laissez-faire)」訴求,而忽略了「完整的自由」,也包括「反壟斷」在內,因為一旦產生壟斷,就是一種不自由。

所以在書中,亞當·私密多次自由與競爭、反壟斷必須並行的事例,並有以下名言:

“monopolists, by keeping the market constantly understocked, by never fully supplying the effectual demand, sell their commodities much above the natural price, and raise their emoluments, whether they consist in wages or profit, greatly above their natural rate.”

壟斷會造成不當利潤。

"the monopolizing spirit of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Their greed flowed from) "an interest to deceive and even oppress the public." 

壟斷是大眾福祉之敵。

接受性惡.同時也要追求性善

人人知道亞當·私密的「國富論」,卻可能沒聽過他另一本經典:「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亞當·私密試圖建構一個探討道德起源與情操演化的理論架構,引人興趣的是:為何「自私理論之父」會寫一本看似教導大家要有道德,不要自私的書?

本書厚達6篇(part),文字詰屈聱牙,典型難讀的十八世紀哲學文體。但統雄老師認為,其精華都在第1篇:「論禮 (Of the propriety of action)」,而中心環繞在「惻隱之心(sympathy)」。

亞當·私密開宗明義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自私的人,在本性上還是會堅持某些節操,…….並認定旁人的快樂對他是重要的?」他的答案是:「惻隱之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的苦痛的能力就是這節操的一種。」

他舉了一個例子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知道自己即將失去小指頭,心裡的感覺一定比聽到遠方有大量陌生人死亡的感覺糟很多!」進一步,亞當·私密追問:「是否有人會為了保全自己的小指頭而讓遠方素未謀面的人大量死去?」

他認為「同情仁慈的力量,再怎樣強大也無法與內心的自利衝動相抗衡!」,但同一時間,我們內心深處有一個無私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會審視自己所做出自利的決定,會時時對你諄諄教誨,讓你知道「慷慨的合宜與不公不義的醜惡」。無私的旁觀者為你自己設下了一個道德標準,如果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傷害人,那你將永遠受「他」憎恨-其實就是道德良知的譴責。

由於亞當·私密在「國富論」中從未提及「道德情操論」,一個作者、寫了表面看來相反的2本著作,這個雙面現象,被哲學家稱為「亞當.私密的問題(Das Adam Smith’s Problem)」。

在各種推論中,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er)說:「亞當·私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問:『這個世界辛苦奔忙,追求財富詮釋與卓越,目的是什麼?』而「國富論」提供了答案:『對所有財富榮譽的追求,都有助於百姓的福祉,終於能得到正當的理由。』」可能是過去最佳的觀察。

而統雄老師則增加2項詮釋:

第一、2書採用了共同的「黑機器方法」,描述、預測人類的行為,為什麼看似無人計畫的人際複雜互動,最後卻會產生井然有序的結果。

「國富論」談的是經濟市場如何形成,「道德情操論」談的是社會道德標準是如何決定:每一次的人際互動,雖然看似渺小,卻也都對道德標準產生滴水穿石的影響。同樣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不僅發生在商品與勞務的交易上,也發生在道德標準的市場形成上。

第二、「國富論」是正視人性中自私的優先影響、接受性惡;同時也要體會惻隱之心同時存在,而追求性善與教化。


中華更早洞察力:楊朱利己學

Adam Smith(亞當·私密)的「私性」論,也就是中華傳統智慧,早在春秋時代就已經出現的楊朱利己學。

亞當·私密的「斷指喻」,幾乎可以說是「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模擬版本。

唯儒家孟子,視楊朱利己學為仇敵:「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反倒是亞當·私密採用了孟子主張的性善,以均衡利己的觀念,認為兩者可以並存。

而到了漢朝初葉,自由經濟思想更已經領先全球歷史而實現。

最早自由經濟實踐者:曹參

曹參(~190年):是比亞當‧私密(Adam Smith,1723~1790),早1千6百年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制度始祖。
曹參的經濟理論名稱是「黃老治術」(司馬遷a, 90 BC?),方法只有4個字:蕭規曹隨。
意思是:

●蕭規:國家擁有設計嚴謹、實施簡明,反壟斷、反特權、反貪瀆的典章制度。漢律以簡單易行為特色,著名的「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總共只有10個字,取代苛刻繁鎖的秦律。

●曹隨:政府要確保以上典章制度穩定一致運行,遵守國家對人民的信用,除以上簡單規章外,不干涉人民行為。而且,不改變規章,更不因政府人事更替而變動。

注意:曹參的「無為」,就是恪守最簡潔有效的「自由政治經濟制度」的「有為」。
在曹參的施政下,影響他輔佐的漢惠帝,與接續的「文景」兩帝。尤其文帝將秦對人民嚴管嚴刑的苛政完全廢除,漢朝果然大治,成為第一個統一中華後,且能形成和平繁榮、人民富足的長期政權。(注:漢朝後來民刑事糾紛增加,律法也跟著增加,那是後話與另一主題。)

曹參如何繼承蕭何,請參見另文:「全方位管理大師:蕭何」。

貨殖列傳不遜國富論

也早於Adam Smith(亞當·私密)千年的太史公司馬遷,在他著作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司馬遷b, 90 BC?)中,也已有體系性的論述,反映了與Adam Smith(亞當·私密)類同的觀點:私利、減少政府干預、自由市場,乃至「富後行為」-即所得分配、與富者的社會責任論。中華古典創意與智慧實在豐厚,可惜的是缺少持續的詮釋、與更結構化的發展。


經濟管制論:克私、革私

馬克私的墓碑上雕刻著《共產黨宣言》最後一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出於恩革斯的宣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馬克私的墓碑

而繼起的馬克私、恩革私(Karl Marx 與 Friedrich Engels,本文意譯為「馬克私、恩革私」,一般譯名為「馬克思、恩格斯」)則強力批判古典經濟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始祖,焦點哲學思想為:唯物史觀;而核心經濟思想則為剩餘價值。

馬克私在改變人類歷史的著作「資本論 Das Kapital」(Marx, 1867)中,同樣看到人性的「性惡」與「性善」,但在他們的評估上,他們認為社會上呈現壓倒性的「性惡」。唯物史觀就是「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生產決定論』,他們認為社會的的動力是生產,生產經由勞動,而「性惡」就是資本家都追求「不勞而獲」,所以無產階級必須結合起來打倒資本家與小資產階級,這也就是共產黨宣言的核心。

剩餘價值(Mehrwert)是馬克私的一個難懂語彙,但以今日生產管理、企業經營體系來說,就是「利潤」、而馬克私對企業實務的陌生,使他心中的「剩餘價值」,可能僅相等於「毛利」。而他認為,剩餘價值應該歸無產階級所有。

「剩餘價值說」,反映了馬克私的非科學性(無實證分析能力)批判式--或想像式思考的特質。

有趣的是,他們提出的革新、革命之道,卻是發揚人性中極少、又極端的「性善」部分-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不幸,他們的純理想違背了他們自己的觀察與評估:一個社會中如果已經存在一個多數群體,一定有存在的理由。性惡多於性善的天性,不可能用人為的手段互調,而只有經由專制的政府來管制。

共產主義下「勞而不獲」的現實,使得人民不願努力工作,只等待國家分配,不僅形成普遍貧窮的結果,更因專制政府而失去自由。

史打凌(一般譯為史達林)把馬克私思想演繹為「社會發展五段論」:人類社會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

唯自蘇俄共產革命後的百年歷史,已證明其為錯的。即使史打凌採用了嚴峻、殘酷的管制手段,也沒有實現共產的理想。

共產主義經濟造成民生與政治雙雙慘痛的經驗,已經證明這點。

德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歐根·卡爾·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1833-1921)強烈批評馬克私是:「思想和文體鬆散,語言習氣下流…有英國化的虛榮心…假中國式的博學…哲學的和科學能力落後。」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此評不無道理。

中華更早克私、革私實踐者:墨子

共產主義所強調人性中極少、又極端的「性善」部分-等同於墨子的「兼愛」思想。亦即「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孟子曾敘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反映自由經濟思想、與共產經濟思想,早已在中華歷史上開打。


輕管制論:政府慷慨供給‧創造私人需求

1930年代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反映古典自由經濟學所認為:需求與供給會自然調節的觀念,並不一定必然存在。

英國 John Maynard Keynes(凱應私)發表的:「一般理論 The General Theory」(Keynes, 1936),正式提出總體〈宏觀〉經濟學觀念。背景是要應付大蕭條時期(1929-1933)以及其延伸影響至1940年前後,在此期間發生了長期與大量失業問題。失業造成的消費不振,以及在「金本位」下的信用限制,使得以美國為首的中央銀行,不願意放款,這也就產生了「通貨緊縮」的問題。

Keynes(凱應私)主張政府應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以抵銷短期景氣循環對於人民就業及所得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他認為要以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以及發行更多貨幣,從「供給面」來解決經濟需求蕭條的問題。但是他的政策同時也會造成政府預算赤字,因此也成了質疑與爭議的焦點。

Keynes(凱應私)認為,大蕭條是「非自願失業問題」,財政赤字是為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等到經濟復甦了,會達成「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的理想,個人所得自然會增加,也將增加政府的稅收,屆時財政赤字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Keynes(凱應私)提出的被稱為計畫經濟,其實一種在民主制度下、較鬆散的管制經濟思想。

重自由論:更開放‧更自由‧更利民

1970年代出現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直接挑戰了Keynes(凱應私)主義的基本假設。Keynes(凱應私)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會使得物價提高,由此帶動產業僱用更多勞工以增大產能,而更高的僱用度則會帶動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時出現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這使得原先支配總體經濟學的Keynes(凱應私)主義開始備受質疑。

而 Milton Friedman(傅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Friedman, 1962),把自由經濟的思想與方法,推到極大化。

Friedman(傅利民)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反對政府的干預,所有貿易金融自由開放,才是最利於民生的途徑。

他的理論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是至今許多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的依據。在Friedman(傅利民)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論古典經濟學、或政治學,都採用的是「哲學方法」,也就是論說批判方法。而Friedman(傅利民)也整合了計量方法,並由此發展出了「貨幣主義」。

簡單說,Friedman(傅利民)認為政府除了管控貨幣外,其他一切經濟事務:甚至連關稅、交易稅…都不應管制、不應徵收,這也就是1980年代後的大顯學:貨幣主義 Monetarism。

魚與熊掌難得兼‧冷飯應會重複炒

在Friedman(傅利民)理論的推波助瀾下,形成近幾十年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資本利得更大化,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惡化。其次,是金融海嘯之後,幾乎所有先進國家樂此不疲的搞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其實是把資產泡沫推給承受的國家、通常也就是提供勞動與生產的國家。

法國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畢卡得)在近年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iketty, 2013),宣稱揭穿當代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資本報酬相較於勞動報酬長期偏高,並預測工業國家的資本不均情況將更為惡化,對民主政治的公平、正義價值造成深沉且惡質的衝擊,正好和Friedman(傅利民)的預測相反。

他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又是政府介入,手段則是加稅。

這本書被媒體捧為:在全球經濟學界投下一枚震撼彈,實際上,理論上並沒有跳脫Marx(馬克私)的批判範圍,只是歷史環境演變,具體事件不同而已。

本文作者指出:經濟制度就是「自由」與「管制」2個端點之間的調整,兩者的「利弊互生」,不可能有「最佳選擇」,魚與熊掌難得兼。

未來的各種經濟理論之爭,也是從這一端的優點,看另一端的缺點,反之亦然,冷飯應會重複炒。

就至今的人類歷史經驗看來,沒有「最佳選擇」,但可能存在「較佳選擇」,就是總的說來,「自由」比「管制」好一點點。

而「自由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是否落實「自由競爭」,如果發生「壟斷」,就是最大的弱點。

亞當·私密與馬克私、恩格私本文人名意譯與理由

亞當·私密與馬克私、恩革私

亞當·私密與馬克私、恩革私,一般譯名為亞當·斯密與馬克思、恩格斯。
此3人都看到了「私性」在人類經濟行為中的重要性,但2組人士開出的建議完全相反。
亞當·私密認為,經濟活動設計,要和「私性」「緊密」的連繫在一起。
而馬克私、恩革私,則主張要「克制私」「革除私」。

凱應私、傅利民、畢卡得

凱應私一般譯凱因斯,他的主張是政府作凱子,因應私部門需求。
傅利民常譯傅利曼,但前者較傳神。
畢卡得尚未有常見譯名,他的主張就是要畢政府之力,「卡」住個人或企業的所得。
所以,本文作者靈機一動,將他們的譯名與理論結合。

資本主義 VS. 共產主義

自由經濟 VS. 管制經濟

許多文獻都寫:資本主義 VS. 共產主義,這兩者都是馬克私提出的概念,因為他的批判,使得資本主義 或有被污名化之感,所以本文作者採用「自由經濟 VS. 管制經濟」的對稱。

政治保守=自由經濟 <> 政治自由=管制經濟

經濟和政治不可分,但經濟和政治上用詞的語意,卻剛好相反。
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表示主張的是「自由經濟」;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的卻是「管制經濟」。

求富與「富後行為」

求富是人類天性,只可以因勢利導,不可能防堵消滅。

而許多反富論,究其基礎,並非反求富,而是反一些「富後行為」,如炫富與貧富繼承等。

求富的品質指標:除了錢之外‧

也求樂與趣/本文作者開的新藥方

經濟學所研討的核心應變項,就是由 Adam Smith(亞當·私密) 所定義的「求富」,與求富過程的「生產」與「所得」。而因「所得」又產生「分配」的問題,就是Karl Marx(馬克私)所關注的相對核心變項。 

「分配」的問題則產生「貧富差距最大化」的趨勢,以及「貧富繼承」的現象,也會促成革命式、掠奪式平均財富的思想與行為。

由「求富」與「分配」,再發展為眾多衍生事物,本文作者認為,都是其他影響較小的框架變項。

經數百年的人類行為實驗,在當前各國「自由+管制」的混合灰階經濟體制中,多數國家「求富」比「分配」仍占較優先的比例,只是比例不同。

「求富」「生產」與「所得」都是要追求「最大化」,當代逐漸演變成以「唯GDP論」-也就是以「錢」為單位-作為衡量總體經濟是否富有的指標,也形成各種部門必須往單一方向前進的緊箍咒。

富‧測量單位的多元化/ 解放GDP的緊箍咒

如何避免「唯GDP論」的緊箍咒,其實已經有不少見解,譬如不丹國王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 2015),期望建立生活素質的指數,強調精神上的幸福感受的程度。蘇格蘭聖安祖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提出「超越 GDP (More than GDP)」(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2009)計畫。以及其他如「國家成就」…等等各種不同的指標。

在管理學層次,也就是是組織行為發展目標,也早有人提出「平衡計分卡」法,取代等同企業GDP的單一業績-賺錢指標。

這些指標,都是希望在「量」的測量外,再增加測量「品質」的招標。

唯以上各種指標都未獲得起碼程度的共識,實施過程也相同招致不少批評。

本文作者的建議,則是建立一種「類別指標」,基礎依據是把「人類所求」分為「需求」和「興趣」,「需求」是可以錢來衡量的,而「興趣」不是;兩者的滿足程度與分類,是新的「總體滿足類別」。而計量的方法,就是本文作者建議的,非歐式的「第3類計量法」。(吳統雄, 1997a)

富後行為

富‧而後好禮/ 解決炫富.仇富和貧富繼承

「貧富繼承」現象在短期經常出現,但就長期而言並非必然,中華傳統智慧「富不過三代」已觀察到這個循迴。

然而,人性中有「炫富」和「仇富」的互動力量,造成許多人不願等待時間自然解決,而求立即人為解決。

這裡要先插敘:本文作者一直認為孔子是社會學家、孟子是經濟學家。但偶然領悟,孔子以社會心理的方法,提出了解決「分配」問題的一個方向。

孔子說「富而無驕」,就是建議避免炫富,同時,也可降低仇富。

孔子又說,更重要的是「富而好禮」,「禮」就是人與社會的關係,就是「社會責任」,富了以後主動回饋社會。而達成的方法,從孔子一貫的思想來看,應是「教化」的方法。

相對的,許多人並不信任「教化」的方法,Karl Marx(馬克私)主張的是克制、革命、暴力的方法;而Friedman(傅利民)則主張「社會責任」就是求富、就是賺錢,由「看不見的手」去負責任。

劉弘基、林則徐首倡避免「富繼承」‧

美國稅法連續推動實踐

觀察歷史記錄與當前國際實況,第一代的致富者,如果是殷實致富,炫富行為並不明顯。但繼承富業的第二、第三代,炫富行為比例則相對高。因此,貧富繼承、尤其是「富繼承」,容易造成炫富、物質上、乃至心理上對他人的相對剝奪感,而引起仇富反應、以及「社會相信」(吳統雄, 1997a)上的反富意識。

人類史上第一個提出避免「富繼承」,反而是有助於子孫的觀念,可能是唐代的開國名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劉弘基(582~650),他雖貴為夔國公,臨死前遺命只留給諸子每人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頃。他認為子孫「若賢,固不藉多財;不賢,守此可以免饑凍。」當然「只留」是個相對觀念,雖非「多財」,也是中財以上。

近代,林則徐(1785~1850,乾隆~道光)真正再發揚了劉弘基的主張。林則徐並非以經濟學家著稱,但他修身齊家的觀念,意外的超越了「自由經濟與管制經濟」的糾纏,直接解決「混合經濟體制」的富後問題。

林則徐有名言說:「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事實上也真正沒有留什麼遺產給子女(維基百科, 2015)。不過,林則徐雖然是大大官,但為官清廉,並非大富翁,本來就沒錢給子女,比較像純觀念的號召。

美國在19世紀末,出現了有人將遺產捐作慈善的行為,國會為了鼓勵這種風氣,在1894 年的稅務法案(Tariff Act)中,首度訂定了捐贈可以減免稅金的條款。美國 1969 年的所得稅法 (Internal Revenue Code) ,又加入了私人基金會 (private foundation) 可以免稅的規定,增加了富人若減少遺產繼承的吸引力,成為全球推廣認知的一個里程碑,而遺產改為捐贈慈善,就是「富而好禮」的實踐。

進入21世紀以來,代表性的富豪思想似乎有所積極認同,輪流佔領全球首富的第一、二名的:比爾‧蓋茲和巴菲特,先後倡議,遺產不全部交付繼承,大部分移作慈善。

在華人地區,香港電影大王邵逸夫據稱為教育捐了6000座樓,合計捐款超過47億港幣。近年臺灣與大陸的幾位大富翁,也有過類似的表達。

所以,孔子的「教化」方法,似有重提檢視的機會。而富人願意從事的「慈善」:內涵是什麼?如何實現?如何不產生明捐贈、暗逃稅的疑竇?公部門如何因勢利導?就是「教化」的具體可實踐方案。

本文作者這方面的思想,已散見各篇文章,希望有時間,在可見的未來,作一完整的整理與報告。  


個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

經濟行為可計量乎?

以國家或一個區域經濟體為觀察單位的,為總體經濟學,如以上各種學說;而以個人或個別組織為觀察單位的,則為個體經濟學。

數學家 Daniel Bernoulli 丹牛‧博努力曾寫「風險度量新理論的討論 Exposition of a New Theory on the Measurement of Risk」(Bernoulli, 1738)一文,提出了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以計量方法解釋人類賭博行為的風險概念,其實是已是計量經濟學的先聲,時間比「國富論」還略早,但經過百年後,才被納入經濟學體系。

至於二次戰後興起的計量經濟理論,以及由Keynes(凱應私)開拓、 Friedman(傅利民)落成體系的貨幣主義(Monetarism),已經成為當前顯學。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工具性很強、以及在國際經濟框架中,可發揮獨特的功能,故將另立「貨幣主義快詮新辨」介述討論。

然而,這些研究都是在已開發國家、民主成熟國家中進行,在不自覺的地理文化框架資料中,採用了非常違背基礎知識論的人為變項(如資本、貨幣…等)作為觀察變項,把知識框架弄的又更小了。這部分牽涉計量方法的問題,本文作者放在「對人類行為基礎思想的反省」(吳統雄, 1997b)一文中去談。

經濟行為是否可計量?本文作者對未來提出2大建議:

第一、經濟行為計量的對象不是「等機率」的,亦即非當前的計量思想、計量方法得以解決。

本文作者以「接龍實驗」(吳統雄, 1997c)說明:一般人認為不可能解的接龍,如何可以新思想與方法而「必勝」。

第二、經濟行為計量能否實現科學知識效果,亦即能夠:預測、實證,甚至可以控制、或潛移默化。

本文作者以「Google 排行榜實驗」(吳統雄, 1997d) 證明:全球人類如何不為語言文化限制,在不知不覺中,將本文作者的2000項以上中英著作,點閱為全球第一名。

不過,在當前教育體制中,人文社會知識與數理知識分流,而數理教學又偏重背誦公式與複雜運算,不談計量思想,本文作者以上2個實驗,可能無法快速使對計量沒有深入興趣者了解。

所以本文作者再設計1個「1分鐘小遊戲:轉轉轉實驗」,歡迎讀者參加,以體驗什麼是「創新知識」,以及創新知識實現的障礙與可能性。

「1分鐘小遊戲:轉轉轉實驗」網址:http://tx.liberal.ntu.edu.tw/Jx/Common/Third_Knowledge_Methodology/3km_6.ht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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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繼續探討貨幣主義


人類行為學

管理學問的是:人為什麼工作?如何促進他的工作生產力?

經濟學問的是:人群如何勞動?人如何取得、分配人群勞動的成果?

它們基礎的問題都還是人類的行為:人類為什麼會「取用」某一種行為?

人類行為研究基礎思想 

本文作者在學習的過程中,以下幾個解釋人類行為的「基礎結構思想  Paradigm 」,對我最具啟發性。但在長期、廣泛的學習和研究後,我發現她們都還有彌補的空間。我使用「基礎結構思想」一詞作為 Paradigm 的中文,因為「基礎結構思想」可包括「理論建構」和「計量方法」的雙重意義,且語意中性;而 Paradigm 的一般中譯為「典範」,似有價值判斷的意涵。

這些最具啟發性的「基礎結構思想  Paradigm 」是:「刺激-反應論 Stimulus-response Theories」、「理性抉擇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預期效用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創新傳佈論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與「經濟成長論 Economic Growth Theory」。 

以上幾個思想的評介,請閱專文: 對人類行為基礎思想的反省。 

人類行為的TX取用模式

「TX取用模式(TX Adoption Model)」在此似較能提供一個更基礎的解釋:人類是因為2組力量:「需求、興趣」與「社會相信、集體行為」而取用。

所謂「性惡」其實是指人性中底層、與生存相關、亦即「食色」層級的需求,這是人類不計代價、也就是各種惡形惡狀也會去追求的。而「性善」就是人性中陽春白雪、人類獨有的高階興趣。

「社會相信、集體行為」則是2種相反行為,各經支持資源、相互競爭、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

所以人類的行為、取得行為的成果會形成「類 tanh 」的S型曲線,解釋與預測人類行為的類型與發展。

本文作者這個思想的發展,請閱專文:人類行為研究/第3類知識、或簡報「第3類知識:人類行為研究 計量思想的發展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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